Everyday Endless (中文)

Everyday 062 — Li-qui-da-ción

Sat, 23 May 2026 00:00:00 GMT

华雷斯城,02026年5月22日,下午两点五十五分。Lear公司trabajadores的地方工会87号,Calle 16 de Septiembre 412号,在堂雷富希奥的tornillos店楼上二层。María Elena Castañeda的窗口,五十一岁,自1998年起担任工会代表。Lupita Hernández Rivas,四十三岁,排队已经二十八分钟。她前面有两个女人,Beatriz Espinosa(四十九岁,7号线)和Rocío Núñez(三十八岁,12号线)。

María Elena用一枚长方形橡皮印章和一只自2019年起一直在用的黑色印泥工作。印油几乎用完了。她会在今天最后四个签名上更用力一些。María Elena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装裱好的A3印刷品,上面是Salvador Allende用西班牙语写的一句话。

Lupita今天早上七点半和母亲一起喝了一杯咖啡。母亲六十七岁,得帕金森病已经四年。Lupita数了厨房地板上的瓷砖,是四十七乘三十八块,她数着是为了不去想。她七点五十送Memo去了学校。Memo十二岁。Memo在María del Carmen面前叫Guillermo,在外婆面前叫Memito。对9楼的邻居来说,他叫「el niño de Lupita」。

Lear人事部的María del Carmen Salazar,二十八岁,在九点半和十三点四十给她打过电话。两次Lupita都没接。

选择有三个。第一个选择:liquidación。税前二十二万比索,税后十六万五千比索。八个月基本工资加工龄奖金加一个月IMSS保险。三十天内支付。税率百分之二十五。第二个选择:traslado到洪都拉斯的圣佩德罗苏拉。两人份的机票(Lupita加Memo,不含abuela),在新的Lear plant为Memo提供下午托儿所,每周两小时Memo的英语课,基本工资与华雷斯相同,工龄奖金清零,三年合同,公司宿舍提供六个月之后由本人承担。圣佩德罗苏拉的入职日期:02026年7月15日。第三个选择:让五天期限到期,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下午十七点整。自动应答,默示放弃traslado,标准liquidación生效,但没有「诚意」奖金两万五千比索。税后十四万比索而不是十六万五千比索。

María del Carmen周一在小组会议上用投影幻灯片解释了一切。María del Carmen二十八岁。最近三个月她接受了「Compassionate Offboarding」项目的培训。她学会了慢慢说话,学会了不打断,学会了说「我懂的,Lupita」。

在Lupita前面,Beatriz Espinosa在Traslado表上签字。Beatriz无声地哭着。她在牛仔裤上擦干签名。她把那张纸递给María Elena。María Elena拿起印章。在黑色印泥上按一下。抬起来。落在Beatriz表格的Traslado那一格上。声音干脆。黑色印油立刻在格子上干透。Beatriz拿起盖好章的那张纸。把它装进一只带有地方工会87号标志的牛皮纸信封。她转身。走出去。看见Lupita。她用眼睛对她做了个短短的示意。

Lupita向前走一步。轮到她了。柜台上是Lupita那张已经印好的表格,上面已经填好了名字(María de Guadalupe Hernández Rivas),已经填好了Lear的工号(00-47-1289),已经有那两个小方框。María Elena看着她。María Elena是三个成年子女的母亲。她从2008年起就认识Lupita,那一年Lupita第一次走进工会,询问Memo出生时如何填写H-2表。María Elena举起印章。停在半空。慢慢地,用慢吞吞的西班牙语对她说:Lupita, ¿qué dice?

Lupita面前是表格,喉咙里是声音。她知道María del Carmen今晚七点半还会打电话给她。她知道周一窗口会更慢,因为周一是今天推迟的人的日子。她想到刚刚拿着牛皮信封走出去的Beatriz。她想到9楼的Brayan,十二岁,二月份在边境后面跟着一个用借来的比索付钱的coyote失踪了。她想到旁边扶手椅上的母亲,下午两点五十五分,母亲正在睡。下午四点半母亲会醒来,要arroz con leche。

她张开嘴。声音小,但完整地出来了。两个音节:li-qui。一口气。另外两个:da-ción。

María Elena点了两下头。把空着的那只手按在表格上,让它不动。把印章落在左边的格子上。声音干脆。黑色印油立刻在Liquidación格子上干透。她把盖好章的表格装进一只和Beatriz那只一模一样的牛皮信封。她告诉她下个星期三,五月二十七日,来领第一张三万五千比索的部分预付支票。她用慢吞吞的西班牙语对她说,fuerza, compañera。

Lupita接过信封。把它抱在胸前。走出窗口。

她沿着木楼梯下到一楼。在堂雷富希奥的tornillos店的廊柱下,她迎面遇上4号线的三个女工,她们正上楼去窗口的轮次。Marisol(三十九岁),Pati(五十一岁),Brenda(四十四岁)。Marisol只说了一句:Lupita。Pati用头对她点了一下。Brenda摸了一下她的手臂。Lupita竖起大拇指,牛皮信封举在旁边,作为回应。

她走出到Calle 16 de Septiembre上。十五点二十的阳光打在她眼睛里。走了一百米到23号线的pesero。她上车。七比索。pesero开走了。pesero的玻璃上斜着写着Cementos Riva。Lupita在第三站下车。她在十六点零五走上Cementos Riva的三楼。

她打开门。扶手椅上的母亲醒着。眼睛睁着。她自己吃了两勺arroz con leche。Memo还没回来。十六点的阳光像一整块似地从窗户进来。厨房桌上,在煤气账单下面,1998年那场quinceañera的三张照片,还放在Lupita今天早上离开时放下的地方。

Lupita把牛皮信封放在桌上,挨着账单旁边。她走到扶手椅那里。俯身。对母亲说:mamá, mañana hablamos。Mañana hablamos。母亲点了点头。微笑了一秒。然后又睡着了。

Everyday 061 — 给后来的人

Fri, 22 May 2026 00:00:00 GMT

一年前，五月的一个下午，一户从德尔加杜角来的人家来到了费利斯塔的家。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孩子。他们走了九天。手里没有东西，头上也没有东西，因为匆忙逃走的人，是不带包袱走的。

费利斯塔清理出院子里被披檐遮住的那个角落。她从箱子里取出一张席子。席子是棕榈叶编的，有一个人躺下那么长。边缘这些年磨破了。费利斯塔把它缝补过两次：一次用黑线，一次用红线，因为黑线用完了。

她把席子在披檐下铺开。德尔加杜角来的那个女人，让三个孩子睡在上面。这家人住了四个月。女人帮费利斯塔在臼里舂木薯。孩子们学会了去水井的路。后来这家人在更南边找到了一处营地，又上路了。席子回到了箱子里。这是一年前的事，在费利斯塔所在的县，在楠普拉省。

消息来得很慢，用了两个星期。起先是德尔加杜角的消息，而德尔加杜角很远。后来袭击越过了省界。后来到了县城北边的村子。最后，消息变成了敲门的邻居，只说一句话：我们走了。

收音机里说着一个数字。说两个星期里有十万人在逃。这个数字很大。费利斯塔不知道这样一个数字要怎么握在手里。她数得清自己的人：三个孩子，一个年老的母亲，她自己。五个。

她的母亲不愿意走。一个年老的女人用另一种方式量距离：不是用公里，而是用她得在路边坐下多少回。费利斯塔只对她说了一件事。她提醒母亲，一年前，德尔加杜角那家人带着三个小孩子走了九天。母亲没有回答。第二天早晨，第一个走到路上的就是她。

邻居们先走了。先是隔壁那家，然后是再过去那家。他们在天亮时上路，在土路上排成一列，包袱顶在头上。费利斯塔从门槛上看着他们。

一座座空下来的房子还立着，门开着。一座空房子，在逃难的时候，不是一座房子。它是一个等着什么人的栖身处。费利斯塔知道这件事，正好知道了一年。

出发的那天早晨，费利斯塔打点包袱。这是一道程序，而一道程序要按次序来做。她放进木薯粉。放进毯子。放进证件，用一个袋子裹着，免得被雨打湿。放进盐。放进火柴。放进那口大锅，然后又把它拿了出来。锅比一个孩子还重。一个把锅扛在肩上的女人，就扛不动肩上的孩子。费利斯塔把锅留在了灶台上。

她又数了一遍：粉，毯子，证件，盐，火柴。五个人的五样东西。这是双手能一直拿到南边的全部。

然后她走到箱子前。取出了那张席子。

席子一下子就放进了包袱。它很轻。比粉还轻。费利斯塔本可以把它背九天，脖子上感觉不到它的重量。

费利斯塔没有把它放进包袱。

她走到披檐下。她用高粱扫帚扫那夯实的泥地，一直扫到角落。她扫它，就像扫一间等着客人的屋子。然后她把席子铺在干净的地上。她把它铺得笔直。她抚平缝补过的边缘，那段黑线的，那段红线的。席子留在了那里，敞开着，在披檐下。

费利斯塔知道，此刻走在北方道路上的是些什么人。她知道，是因为一年前她见过他们到来，数过他们：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孩子，九天，手里什么也没有。会有人经过这座空下来的房子。他会在披檐的阴影里停下。他会找到一个屋顶。他会找到一张铺开的、备好的席子，他会明白：有一个人，在离开之前，想到了后来的人。

费利斯塔把包袱顶在头上。她拉起最小的孩子的手。母亲和另外两个已经在路上了。

在门槛上她停了下来。她最后一次往里看。带着大锅的灶台。披檐。披檐下，扫净的角落里，敞开的席子。

她没有关门。一扇关上的门是在说，这座房子有主人，主人会回来。费利斯塔把门虚掩着，就像为一个还要进来的人那样掩着。

然后她走上往南的土路，跟在母亲后面，包袱顶在头上，手里牵着孩子。现在她是那一列里的一个。她是那十万人里的一个。

Everyday 060 — 院子

Thu, 21 May 2026 00:00:00 GMT

在清真寺里，我们都认识他，都叫他阿布·埃兹。身份证上的名字是曼苏尔·卡兹哈。他七十八岁。从八十年代清真寺建成那时起，他就一直做看管人。这是圣迭戈最大的清真寺，他在墙立起来之前就在那里了。

同一个院子，四十年。把同一个地方收拾整齐，四十年。那把高粱苗扎的扫帚，我们认识它，就像认识他一样：只有一边磨损了，因为他总是朝同一个方向扫，而一把扫帚，过了四十年，会长成握着它的那只手的形状。

每天早晨，他按同样的顺序开门。先是临街的大门。然后是大殿的门。然后是孩子们的教室，一间一间地开。趁热气还没上来，他把院子的地砖洒湿，因为他说，早晨洒湿的院子，到中午就是凉爽的院子。来的人，他都叫着名字打招呼。他知道父亲们的名字，儿子们的名字，儿子的儿子们的名字。

一座清真寺，对不来的人来说，是一栋房子。对我们来说，它是阿布·埃兹的院子。天还灰蒙蒙的时候开门的，是他。我们最后一个人走了以后关门的，是他。四十年，就这样。一个人把同一件事做了四十年，就不再是用手做了。他是用整个身体做，不去想它，像呼吸一样。这四十年里，那个院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

五月十八日是星期一，是早晨。孩子们在教室里上课，和教他们的人在一起。门口是阿明·阿卜杜拉，警卫，五十一岁。院子里是阿布·埃兹，拿着扫帚，像四十年来的每个早晨一样。纳迪尔·阿瓦德，五十七岁，那天早晨还没到。他住在街对面，每天来礼拜。

那个星期一，课才刚开始。有小孩子，那种刚学头几个词的。有大一些的。有来晚的，阿布·埃兹让他进来了，像他一向做的那样，没有责备谁。

然后，两个年轻人来到大门口。一个十八岁，另一个十七岁。他们带着武器。后来人们才知道他们拍的那段视频，他们写的那张纸，他们往里面装进的仇恨。可那个早晨，院子里只有两个带着武器的年轻人，和一道门，门后面是孩子们和教他们的人。

阿布·埃兹的门就在两步之外。他可以进去。他可以进去，再把门从里面闩上。一个七十八岁、拿着扫帚的人，面对两个带枪的年轻人，有世上一切理由去躲起来。没有人会因此责怪他。看管人不是警卫。看管人负责打扫，开门关门。没有哪条规矩叫他留下。

他没有进去。

他留在了院子里。阿明·阿卜杜拉，从门口那边，已经迎着两个年轻人走过去了。而在街对面，纳迪尔·阿瓦德听见了枪声。一个人，在自己每天早晨礼拜的地方、在妻子教书的地方听见枪声，是不会数着步子走的。他穿过街道，从大门进来，朝着那声音，没有离开它。他们成了三个人。他们站到中间，站在大门和教室门之间。一个拿着扫帚的看管人，一个警卫，一个从外面赶来的人。三个人把自己变得缓慢、笨重、吵嚷。三个人对年轻人说话，呼唤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和声音占住了院子。那两个年轻人和他们在院子里待的每一秒，都是他们没有待在门后的一秒。

那三个人在院子里彼此说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说过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留下了。一秒接着一秒，他们留下了。

门后面，在教室里，工作人员让孩子们低着身子，不动，安静。孩子们听得见院子。看不见。教他们的人把他们安置在哪里，他们就留在哪里。

那两个年轻人始终没有走到教室。在院子里，他们朝阿明·阿卜杜拉、朝纳迪尔·阿瓦德、朝曼苏尔·卡兹哈开了枪。然后把武器对准了自己。那个早晨，在院子里，五个人死了。三个是我们的人。

阿明·阿卜杜拉五十一岁。纳迪尔·阿瓦德五十七岁。曼苏尔·卡兹哈七十八岁。我们把名字完整地写下来，因为一个完整写下来的名字就是一个人，而三个人，那个星期一，替我们留在了院子里。

阿布·埃兹没有看见孩子们出来。他们是后来出来的，一个接一个，被老师们牵着手，从那道他始终守着、没让堵上的门出来。他们活着。他们都活着。

下午，父母来接他们。每个孩子都回到了一个家。那天晚上，每一个家里都有一个可以紧紧抱住的人。圣迭戈的三个家，没有。

那把高粱扫帚留在了院子里，留在它倒下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有人把它捡了起来。一座清真寺，是一个有人在天亮时打开、并保持干净的地方，而三个人，在五月十八日，留在了院子里，好让这里还是一个可以打开的地方。我们仍然这样做，每个早晨。有人拿起那把高粱扫帚，那把只磨损了一边的扫帚，趁热气还没上来，把院子的地砖洒湿。按一向的顺序。

Everyday 059 — 点名

Wed, 20 May 2026 00:00:00 GMT

阿德索拉七点四十到了。学校是一间混凝土屋子，顶上铺着铁皮。前面是一条土路。后面有棵芒果树，叶子上落满了灰。门没有锁。那个铜把手，阿德索拉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都会擦，擦了七年。门上方用红漆写着学校的名字：Owode Oja社区托儿所。"托儿所"那个词，"Nursery"的"N"，左下角的那一笔已经被太阳晒掉了。

学校离阿霍罗·埃西内莱四公里。这个村子叫Owode Oja。三十户人家。Owode Oja的妈妈们把孩子送到阿德索拉的托儿所，大一点的孩子就步行去阿霍罗的学校——那是一所正经学校，有校服，教室里摆六排桌椅，校长就算天再热也穿西装。

五月十八日到十九日之间的那个夜里，武装男子到了阿霍罗的学校。他们带走了三十九个孩子和七个老师。孩子最小的两岁，最大的十六岁。消息传到Owode Oja是凌晨四点，从那些小收音机里传来的。阿德索拉的小收音机放在床头柜上，旁边是她母亲的木珠玫瑰念珠。

阿德索拉三十二岁。从二十四岁起，她就在Owode Oja社区托儿所教书。她父亲也当过老师，在伊莱沙。他跟她说过，说了很多次：小孩子坐的椅子一定要轻，因为小孩子不能为了拉一把椅子就费力气，第一个动作的那点辛苦，会记好多年。阿德索拉每个星期六都擦椅子。椅子是黄色的。

五月十九日那天早上，阿德索拉推开门。把点名册放到讲台上。讲台是张木桌，三个抽屉。抽屉里放着：十三支铅笔，一面叠得不太整齐的布旗，一盒粉笔，两条干净的手绢。

阿德索拉打开了窗。土路上什么人都没有。一只山羊穿过去。远处一个女人顶着桶慢慢走过。那个女人没有朝学校这边看。

七点五十二分。妈妈们一般都在七点五十五分到八点零五分之间到。两岁以下的孩子背在背上来，大一点的牵着手来。妈妈们常常在门口跟阿德索拉说几句话：谷子涨价了，上次下雨屋顶漏了，婆婆越来越不好了。阿德索拉站在门槛上听。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那天早上没有人来。没有一个妈妈来。没有一个孩子来。连那个卖水的人也没来——他每隔三天推着小车过来，在门口停一下，打个招呼。

阿德索拉坐到讲台后面。摸了摸头巾。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到讲台。打开点名册。五月十九日那一页是空的。

阿德索拉想，这是我现在替她说的，关上学校其实很容易。门又没有锁。就这么把它留着走，也没什么难的。骑上自行车。回到她母亲家，八公里路。等到星期一。看看谁回来了。

阿德索拉没有关学校。阿德索拉在右上角写下日期：五月十九日。在日期下面，在她每天写考勤的那一行，她写下了第一个名字。然后大声把它念出来。

——阿德昆莱。

她等了两秒。没有人举手。阿德索拉画了一横。然后说了第二个名字。

——比索拉。

等了一下。一横。第三个。

——达米洛拉。

一横。继续往下。

——福拉克。

——丰米。

——格本加。

——伊费奥玛。

——克米。

——奥卢。

——奥拉瓦莱。

——朗克。

——萨德。

——塞根。

——台沃。

——图德。

——乌切。

——瓦莱。

——耶图德。

耶图德六岁。坐在第三排，靠墙的位置。耶图德下巴上有一道小疤——第一天从椅子上摔下来留的，是阿德索拉亲手给她贴的纱布，从那以后耶图德学会了用整只手拉椅子，不再只用两根手指。阿德索拉念出了耶图德的名字。

等了一下。没有人应。阿德索拉画下那一横。

阿德索拉合上了点名册。她这才意识到，她做的不是点名。她叫了那些名字，然后等待。她叫了那些名字，在空教室里大声念出来。她叫了那些名字，名字在空气里停留了一口气的时间，然后落在了那些黄色的椅子上。

她是在祈祷。她知道。她做的时候就知道。只是她之前不想知道。

阿德索拉坐在那里没有动。讲台是干净的。点名册是合着的。外面土路还是那么空。芒果树的影子慢慢爬上东边的墙。

从第一个名字念出来，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土路上，远处，转弯的地方，出现了一个身影。是个女人。走得很慢。阿德索拉等着。那个女人朝学校这边走来。那个女人手里牵着什么。是个孩子。孩子很小。也许四岁，也许五岁。

阿德索拉站了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开得更大了一些。没有说话。站在门槛上。那个女人越走越近。那个女人牵着孩子的手。孩子跟在女人后面一步，慢慢地走着。

阿德索拉重新打开了点名册。翻回五月十九日那一页。等着那个女人走到门口。

Everyday 058 — 马萨坦

Tue, 19 May 2026 00:00:00 GMT

雷娜·桑提斯的水箱立在院子西北角，架在四块水泥砌块上，为的是让水借着一线压力流进下面排好的储水桶，每天早晨，趁着太阳还没爬上邻居家的墙，雷娜就去把储水桶装满，一边数着声音，一二三一直数到十一，十一个二十升的桶，这是她一个人一天的用量。出声数数这个习惯是从她丈夫去提华纳的那年开始的，于是十一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一种说法，说这座房子还活着。

马萨坦不是那个港口，是恰帕斯海岸上的小镇，在托纳拉和塔帕丘拉之间，沿着中美洲人走了几代的那条路，因为那路是平的，傍着铁路走。在这个院子里过去的二十年里，雷娜的大门前走过危地马拉人、洪都拉斯人、古巴人，她学会了认出他们，不是靠脸——疲惫让所有脸都一样——而是靠喝水的方式。路过的人双手合拢，弯腰凑近水流，嘴唇不碰桶沿，因为那桶不是他们的。

两年前十二月的一个夜晚，一辆白色货车熄着灯停在井边，从车里下来很多人，也许四十个，一列长队轮流弯腰到水箱前，双手合拢，无声无息，而两个不喝水的男人一直守在车门旁。雷娜没开灯，从窗口望着，到了早晨货车已经不见，从村子向北伸出的那条旧路——沿着芒果地走然后重新并入铁路的那条——泥里留着一辆重车转弯的宽轮辙。

第五旅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马萨坦。她们大多数是母亲，还有兄弟，从古巴、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来，寻找两年前十二月在圣何塞埃尔韦亚特失踪的四十个人。她们沿着主路走，在每一扇大门前停下，在每一扇大门前展示照片，几乎都过了塑封，因为塑料撑得住雨水、汗水、拿了两年的手。

在雷娜的大门前停下一个六十岁的古巴女人，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塑封的男孩照片，照片背面透过塑料能看见马克笔写的名字和一个日期。那女人没说多少话，只问那张脸有没有从这里经过。雷娜把手放在那根缠绕的铁丝上——铁丝代替了坏掉的门闩关着大门——没有回答，而是说请喝水，进屋去拿了一个杯子，在十一个储水桶里的一个盛满，透过铁栅栏递了过去。

路上其他的门都关着。从自己的大门望去雷娜看得清楚：母亲们在敲，有人掀开窗帘一角，有人把门开了十厘米又关上。马萨坦没有人说话，因为那些让四十个人消失的人认识这条路、这些房子、留下来的亲戚，而且跟一个路过的母亲开口什么也换不回来。小地方的恐惧不是懦弱，是一道算式，每次重新算都得出同一个答数。

雷娜看着那女人双手环抱着杯子喝水，弯着腰，像一个不把嘴唇碰在不属于自己的杯沿上的人。她把铁丝又多绕了一圈。说不，那张脸她不记得了，在马萨坦经过的脸太多。然后，就在那女人把照片放回包里的时候，雷娜又补了一句，声音很低，数着字句就像数储水桶：说两年前的某个十二月夜晚，有很多人在她的井边喝了水，排成长队，说到了早晨，向北去往芒果地的那条旧路上留有一辆重车的辙印。她没说白色货车，没说守在车门旁的两个男人，说了方向，而方向已经是她能给的全部，给了这个就不必再给出她隔壁那些房子的名字。

那个古巴女人道了谢，在一个本子上写了些什么，旅队沿路向北，向着芒果地走去，而那里经过两年的雨水，已经没有任何车辆留下的任何痕迹。在恰帕斯和墨西哥城又待了两个多星期之后，母亲们空手回到了各自的国家，因为一个方向不是一个地点，而一点小小的线索是找到了却读不出来的东西。

雷娜回到院子里。那时是十点，太阳已经在邻居家的墙上方了。她重新把储水桶装满，因为那女人喝了其中一桶的水，又出声数了一遍，一二三一直数到十一。靠近水箱的那个桶，塑料壁里的水还在因为刚倒进去的重量而颤动，一圈涟漪扩散到桶沿又折回来。雷娜站在那里看着，直到水重新平静。

Everyday 057 — 为三人摆桌

Mon, 18 May 2026 00:00:00 GMT

母亲睡在那间小屋里，小屋朝着天井，午后的光线从那里漫进来——多年来，维杰丹学会了量度那光，就像量度病人的呼吸，不是盯着看，而是待在隔壁的房间，凭借整座房子的静来判断呼吸是否还在；此刻房子正以那种对的方式静着。厨房里的碗柜有扇门关不上，在维杰丹出生之前就这样了，父亲说过要修，说了一次又一次，没有人修过，于是细尘从缝隙钻进去，落在所有不再使用的东西上；这间屋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还像从前那样被使用。收音机放在一块太高的搁板上，维杰丹每天早上都要踩上一把凳子才能打开它，因为收音机是也门进入这间屋子的方式，而十一年来，进入这间屋子的也门是一个播音员用同一副嗓音念出的名单——活着的人的名字与另一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因为收音机在念的时候不知道，哪个名字是哪种名字。

那天早上，收音机说，安曼，经过十四周谈判，各方已就释放一千六百名被拘押者签署协议，这是十一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换；不久之后，不是从收音机，而是从一个堂兄那里——他来到门槛上，压低声音说话，怕吵醒母亲——消息传来：萨利赫的名字，也许，在名单上。也许，因为名单尚未得到证实，因为这十一年里名单曾一次次地胀大又缩小，维杰丹看着母亲三次以一个名字在唇边起身，又三次重新坐下；她知道，以那种在另一个人身上学来的事才有的精确，一个落在来日无多之人身上的希望有多重。母亲来日无多。医生没有用那些话说，他说了别的话，但维杰丹把那些话译过了，像她译所有事情一样，译成了能做的和不能做的。

萨利赫二十二岁时在一个检查站被带走，原因是家人始终无法说清的；而这——无法说清原因这件事——多年来是最难的，比没有音讯还难，因为没有原因，就连那句解释一场横祸的话也无从拼出。母亲，那个为他摆碗筷的人，是唯一从来没有问过原因的人，仿佛摆碗筷本身就是她的那句话，那句不需要原因的话：对抗所有名单、对抗所有收音机，那个位子始终留在桌边。三年里她继续念他的名字，一边放下盘子；后来她不再念名字，却从未停止放盘子。维杰丹，十一年来的翻译，家里的翻译，那个接过医生、收音机、堂兄们、邻居们的话，把每一句话都化约为一个可以做到的动作的人——她知道，那天晚上，那只盘子要回到桌上，有且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让它既不成为一个谎，也不成为一道伤：悄悄回去，没有任何声音宣告它，像一个留给母亲的问题。

有人敲门。维杰丹开了门，门槛上站着邻居，她的脸是那种带着一件美好的东西、急着把它放下的人的脸，她说出了萨利赫的名字，说她在下午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说着便要往里走，因为这样的消息要带进屋子里，要放到母亲手里。维杰丹站在门槛上，没有移开。她说母亲在休息，说她待会儿过去，说谢谢；她用那种在这间屋子里关门而不砰然作响的平静声音说，邻居停住了，退回去了。维杰丹关上门。然后走到碗柜前，打开那扇关不上的门，取出萨利赫的盘子——它在那个位置放了十一年，边沿上落着一圈灰。

她摆了三副碗筷。放了母亲的盘子，放了自己的，放了萨利赫的；用一块抹布擦去第三只盘子边沿的灰，那细细的一圈，一个动作就擦净了，瓷面露出来，是维杰丹多年未见的样子。她没有去叫醒母亲。她什么也不会说——不会说名字在上面，因为没有得到证实；也不会说名字不在上面，因为也许在。她会让母亲自己起身，走进厨房，看见桌子，数一数盘子，然后开口问；那时候，这个问题就是母亲的了，而母亲在得到答案之前，将拥有她的那些日子。

小屋的门仍旧关着。桌上，三只盘子摆在那里，第三只盘子的边沿再没有灰。

Everyday 056 — 这样至少有用

Sun, 17 May 2026 00:00:00 GMT

那间屋子，只有一间，朝向内院，那个时辰太阳正炙烤着水泥地，水泥地把热气往上反，往窗子反，往里反，屋子里摆着苏妮塔的活计，分成三摞：还没修整的，正在修整的，已经修整好的；修整好的那摞盖着一块湿布，因为苏妮塔把它们放着，像放着什么需要歇息的东西，尽管一件修整好的衬衫不需要歇息，不比修整了它的人更需要歇息。

修边的剪刀很小，是绣花剪。苏妮塔用一条布条缠住了其中一个指环，因为那些天的热，金属捏在手里会烫。四十七度，人家说。也许四十八。

苏妮塔的活计在于去除：每件从大厂出来的衬衫到她这间屋子时都带着多余的线头，机器在每道缝合处留下的线头，而这门手艺，她的，她双手所知道的唯一一门，就是过每一件衬衫，找到每一根线头，贴着布料剪断而不伤布料；按件算钱，不按小时；这意味着，热，若是按小时的工钱原可以分摊给所有人，按件算就全是她自己的，整个压在她手上，而四十八度的手动得更慢；动得越慢，湿布下压的就越少，湿布下越少就意味着五点工头来数数时得到的卢比越少。

工头数件，按件付钱；对于热，他说，当他开口说的时候，不是他的问题，这话他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工头反过来又交给一个人，那个人自己也有人数，如此沿着一条链，链的尽头是一家店里一件衬衫上的标签，而那标签上，德里的热是没有写的。

那天学校关了。全市因为热而关了，所以罗希尼，十岁，在家；一个十岁的女孩，只有一间屋子，母亲对着一个越来越近的时限干活，不会久久只是一个看着的孩子。到了某一刻，罗希尼拿起了第二把剪刀，那把指环上没有缠布的，坐到了还没修整的那摞旁边，开始了。

苏妮塔小声用马拉地语数着件数，像她母亲数的那样；用马拉地语数件数是她自然而然会做的事，是从前的事，从那时候起，修边剪刀还不是她的，是她母亲在另一间屋子、另一座城市、就在罗希尼现在这个年纪放进她手里的，十岁，同样的手指，同样贴着布料剪而不伤的动作；她母亲那时把剪刀放进她手里说的那句话，不是一句狠话，是一句实用的话，是：这样至少学会了，这样至少有用了。

苏妮塔在数，停在了一个数上。

她停下来，因为她正在数的那个数包括了罗希尼修整好的那些件。在正确的那摞里。做得好。罗希尼看着学会的，一间屋子里什么都是这样学会的。

苏妮塔放下她的剪刀。走到罗希尼那里。没有说那些该说的话。把她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从她手里取走了第二把剪刀，那把没有缠布的、会烫手的；罗希尼修整好的那些件，她把它们放回了还没做的那摞里。

五点工头来了。数了数湿布下的件数。比说好的少多了，因为苏妮塔的手，只有她一双，四十八度，没有凑到那个数，罗希尼的那几件已经回到了待做的那摞里。工头照着有的件数付了该付的钱。说如果明天数还没到，活就要给另一家了。然后他带着他的账走了。

苏妮塔把小剪刀，那把缠着布的指环的，放回了湿布下面，放在那些歇着而其实不需要歇的件旁边。

罗希尼看着。

院子里的收音机，开在另一间屋子里，播着晚间新闻；晚间新闻里说热不会降，四十八度还扛着，全市的学校明天也继续关闭。明天也是。明天那个数又会差得远，罗希尼又会在家，剪刀又会是两把。

Everyday 055 — 延伸

Sat, 16 May 2026 00:00:00 GMT

这房子是我的，也是住在里头的男人们的，男人们换了一批又一批，十二年里来来走走的人多到我数不清，唯一不变的是楼上的六间屋子和楼下的厨房，还有前面的楼梯，还有后院通往小巷的那道铁梯。男人们出去干活。他们走得早，回来的时候满身疲倦，有时几天都见不到他们的脸，但鞋子能见到，鞋子他们留在门口的楼梯平台上，我认识男人们靠的是鞋子多过脸，每天晚上我看一眼平台就知道谁回来了。托马斯跟着我住了九年。他是住得最久的那个，帮我修水龙头、修铰链、修卷帘门——那扇门老是关不下去，他都帮我弄。他的工作外套挂在进门处的挂钩上，低处，就是他进门时随手挂上去的那个位置，我每次上楼下楼都能看见它。

那天早晨和往常一样，这是我怎么也忘不掉的，就是那天早晨和往常一样。我开了厨房里的收音机，声音很小，我一贯如此，因为房子空空静静的我受不了，楼上男人们正在吃早饭，赶着上班，能听见水管里的水声，椅子挪动的声音，脚步声，平台上还留着还没出门的人的鞋子，我不知不觉就用眼睛数着，因为十二年了，我就这么过来的。然后有人敲门。

那种敲法不像是找房间住的人敲的。是另一种敲法，你第一次听见就能认出来，哪怕从来没听过。我去开门，走过走廊，经过托马斯外套挂着的那个挂钩，低处，和每天早上一样，我把门开了一道缝，门槛上站着两个人，一个人拿着一张纸，纸上是一张名单，他把纸凑近让我看，问我哪些房间有人住，住的都是谁。我这辈子只管自己的事。这是我最拿手的本事。十二年里我把房间租给那些男人们，什么都不问，不知道是我的职业，也方便，也是一种尊重。

于是我做了唯一一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时会做的事，就是开口说话。我开始说话。我说这房子老了，说我是二零一三年接手的，说六间屋子里有一间返潮，没法租，说以前租那间屋子的男人走的时候欠了两个月的账，然后我说起了那笔欠账，说了具体金额，什么都说，还问他们知不知道这种欠账该怎么追回来，与此同时我用手扶着门，不开也不关，托马斯的外套就在我手边一步远，右手边低处，我说着话，像我紧张时那样把句子从头来过，而那天早晨紧张是真的，用不着装。我说话是说给门槛上那两个人听的。但也是说给楼上那些人听的。因为楼上，我心里清楚，有一道通往后院的铁梯，老房子里声音穿墙而过，我只要说得够响够久，楼上的人就会明白一件事：门口来了人，这不是把鞋子放到平台上的时候。我没有撒谎。没有说过一个假名字。只是把话拉长了，拉长不是撒谎，我一边拉长一边这样告诉自己。

等我把他们让进来，楼上已经变了样。他们上去了，一间一间地推开门，屋子里几乎都是空的，床还是热的，后窗开着，铁梯一碰还在微微颤。平台上鞋子都没了。男人们下楼的时候把鞋子拿在手里，为了不发出声响，这件事，男人们手里抱着鞋子踩着铁梯走下我的房子只为了不发出声响，这件事我再也甩不掉了。托马斯跟着别人一起下去了。我从厨房的窗口来得及看见他，在小巷尽头，走得很快，却没有跑，因为跑，他有一次跟我说过，跑才会让人注意到你。

他的工作外套留在了进门处的挂钩上。低处。他挂外套的地方。它还挂在那里，我没有动过，每天早上我下楼都能看见它，右手边低处，每天早上有一秒钟像是托马斯回来了，马上就要来给我修那扇卷帘门，然后又不是了，卷帘门还是关不下去，外套我没有动。

Everyday 054 — 再未归来

Fri, 15 May 2026 00:00:00 GMT

研究员三月抵达乌维拉。她来是为了报告。报告要到五月才会发布。三月时，报告还是一件待完成的事，而那件事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和人们交谈，把他们说的话写下来。

那位女人在家里接待了她，在前厅，那间门朝着街道的房间。门是木头的，内侧有一根铁插销。研究员坐到桌边。打开一本笔记本。把笔记本放在桌上，把一支笔放在笔记本旁边。她说女人随时可以停下来。说她可以不回答某个问题，直接跳到下一个。

女人提出喝点什么。研究员接受了。这是开始，而开始就要按这个顺序来。

然后研究员从日期开始。日期是固定的，她已经从其他访谈中掌握了。M23武装力量和卢旺达士兵于十二月十日进入乌维拉。他们一直待到一月十七日。三十八天。在那些日子里，在女人所在的街区，战斗人员挨家挨户地走过。他们敲门。询问男人和男孩的下落。说他们在寻找与支持政府一方的民兵有关联的人。

研究员解释了报告的运作方式。会有二十三页。二十三页背后是一百二十份访谈，而女人的访谈是那一百二十份之一。报告要清点三件事：被处决的人，被强奸的女性，被带走的人。三件事各有一个数字。

研究员有一套方法，方法始终如一。先是大的事实，那些不会改变的：占领的日期、部队番号、指挥官的名字。然后是街区的事实：谁在哪条街、哪一天经过。然后，只有到最后，才是关于这个家的事实。从宽到窄，从城市到房间，最后才到那扇门。女人没有研究过那套方法，却认出了它。她从问题的顺序里读懂了它。

然后研究员请女人讲述她那一夜的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一夜。女人那一夜是一月六日到七日之间。

女人用物件来讲述。她说那个时候收音机开着，音量很低，调的是一个只播放音乐的频道。她说丈夫从床上起来了。她说有人敲了三下门。三声，一停顿，然后什么都没有了。丈夫赤着脚走向那扇门。是他自己拉开了插销。这一点女人说得很准确：插销是他拉开的，从里面，用他自己的手。然后她讲了街道，讲了发动机的声响，讲了她从一只钟上看到的时间。她讲了所有周围的事情。把中心留成了空白。

研究员在写。写得很快。什么都不跳过。到某一时刻，她停了下来。她说为了报告，她需要一样东西。她需要这个男人的名字和日期。没有名字，她说，这个男人就留在一个数字里。那个数字，对于那些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的人，是十二。报告里写下的每一个名字，都从数字里取出一个人，把他放进有名字的人当中。

女人没有立刻回答。

一月以来，女人做饭是按一个半人份来做的。不是两人份，因为丈夫不在桌边。不是一人份，因为说一个人是她从未做过的事。这是一个不把门关上的份量。只要她还按一个半人份做饭，丈夫就还是一个可能在某个夜里回来敲门的男人。她会数那些敲击声。她会认出它们。

把名字说给报告，是另一回事。名字在报告里，是放在那十二个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的人那一行里的。再也没有回来，是已经写下的四个字，名字要附在下面。

研究员在等待。笔静止在笔记本上。她没有催促。只是等待，笔静静地放着，而那就是她的提问方式。在这次访谈之前，她已经做了一百一十九次访谈。她知道，名字会来，或者不会来，而追逼没有用。

女人说出了丈夫的名字。她说得完整，名字加上两个姓氏。然后她说了日期：一月六日到七日之间的那个夜晚。

研究员写下了那个名字。写下了日期。她低声把写下的内容重读了一遍，让女人确认，女人确认了。研究员合上了笔记本。

然后她站了起来。女人送她到门口。拉开插销，同一根插销，把门打开了。外面是三月，是下午，街道上铺满了充沛的光。女人站在门槛上，直到研究员走到街道尽头。然后她回到屋里。那扇门，那个下午，她没有关上。

Everyday 053 — 玛丽亚玛

Thu, 14 May 2026 00:00:00 GMT

我四十七岁。在兰佩杜萨岛工作了四年。来兰佩杜萨之前，我在卡塔尼亚的普外科，那是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我在手术室里发作了惊恐障碍，当时我正要夹紧一把止血钳，那之后我申请了调动，他们批了。

到了兰佩杜萨，我以为大海会带来安宁。我以为至少大海是你认识的东西，你看得见它，知道它会做什么。四年里，我数过尸体，十四次。今天是第十五次。

下午一点四十分。CP三二二号巡逻艇在凌晨三点、距兰佩杜萨八十五海里的利比亚搜救区截获了那条船。在倾盆大雨中保持航向十个小时，等他们把船拖进港，CP三二二的无线电只说了一句：「确认死亡十八人，生还五人。低体温症。」我上了空着的救护车，在法瓦罗洛码头等着，旁边是文森佐，他是岛上的法医，六十岁，穿一件灰衬衫。

我开始数。一号，男性，五十岁左右。二号，男性，三十岁左右。三号，孕妇。四号，孩子。五号，孩子。六号，孩子。我停下来。文森佐看了我一眼。我继续。七号男性。八号女性。九号男性。十号女性。十一号男性。十二号，女性，三十岁左右，红底白花裙子，太阳穴有伤，头发编着辫子。十三号男性。就这样数到了十八号，一个瘦削的少年，白色运动鞋还系着鞋带。

五名生还者被安置在另一块篷布上，距那十八人四米远。三名虚弱的成年人，双脚浮肿，眼睛眯着，一名危重女性，大腿有伤口，慢慢地渗着血，还有一个孩子，呼吸骤停，看上去十岁左右，是最后一个被救出来的，因为他压在两具成年人的尸体下面。安德烈亚是巡逻艇的艇长，当他把孩子从船底抱起来时，孩子背下面有两只破耳机，一个空水瓶，一张没有照片的身份证。法罗内克斯的调解员是一个来自圣路易斯的塞内加尔人，说沃洛夫语，他看了看孩子，又看了看十二号，对文森佐说：「一样的裙子，小号的。孩子鞋底下面有一块红底白花的布料。」母子俩。

文森佐走到我身边。他手里拿着法医表格，十八行预印的空白，一支圆珠笔，眼睛有点红，但不是因为阳光。他说：「卡梅拉，你来决定。我已经有十八人的签字表格了。」

文森佐是个正直的人。文森佐在把那个孩子交给我。

我看着他。皮肤灰白，但还有温度。胸廓每四秒钟微微起伏几毫米。脉氧仪的血氧饱和度是六十二，六十一，六十。我可以在这里给他插管，就在法瓦罗洛码头的篷布上，紧挨着十二号，他的母亲，她还没有名字。我可以把他抬上救护车，十二分钟到岛上的综合门诊，移动氧气，一线希望。

我的双手打开插管箱，比我的脑子反应还要快。我取出导管。五号导管，适合十岁孩子的管径。喉镜的镜片已经装好了。文森佐轻声说：「是的。」我没有看他。我蹲下去。我将孩子的头向后仰。我打开他的嘴。插入镜片。第二次尝试看到了声带，插入导管，给气囊充气。连接复苏球囊。血氧饱和度回升到七十二，七十八，八十四。文森佐轻声说：「好样的。」

救护车准备好了。孩子躺在担架上，被推上去，诱导昏迷，已插管，旁边有另一名护士。司机桑德罗发动着引擎。

我留在篷布旁。我的双手在颤抖。我数着自己的呼吸。这是我早就有的习惯，在卡塔尼亚也是，顺利的手术结束后也是这样。数到四十九。我站起来。我朝CP三二二号巡逻艇走去，穿过那十八块平行铺开的篷布。巡逻艇的艇长叫安德烈亚，三十岁，一双渔夫的手。我问他：「十二号，三十岁左右的女性，红色裙子。你们有名字吗？」

安德烈亚翻了翻笔记本。说：「没有。有人说过：玛丽亚玛。不知道是不是她。船上当时有七十七人。」

玛丽亚玛。

我回到孩子的篷布旁。篷布是空的，孩子在十米外停着的救护车里。但他的一件黄色T恤留在了篷布上，上面用铅笔画着一只狗。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记号笔，走到救护车旁，向桑德罗示意再等一下，上了车，掀开孩子的左手腕，写下：玛丽亚玛。七个字。那个「玛」字写得有点歪。

桑德罗看着我。说：「确定？」我说：「确定。」我下了车。救护车在十四点十二分出发。

我回到码头。文森佐正在签那张十八行的表格。他没有看我。然后看了。他点了点头。

CP三二二号巡逻艇在十八点三十分驶出港口，去处理另一起目击报告，南面六海里处。码头上留着那十八块篷布，破烂的衣物，还有打开的插管箱。在一个孩子的左手腕上，我用记号笔留下了七个字，那个孩子现在正在岛上的综合门诊里。

玛丽亚玛。那个字写得有点歪。

Everyday 052 — 二十三

Wed, 13 May 2026 00:00:00 GMT

关都第七小学的院子，梅琳走进来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四十，她数着从停车场到大门的步数：一百四十二步。一百四十二，因为前一天她在电话里就数过了，那时柳阳区安全局的接待员告诉她父亲是二十三号，五月五日早上在征用的学校里进行辨认，辨认的意思是什么她知道；她数步数是因为数数是她和那些需要别的东西的事情保持距离的方式，就像她量上海办公室书桌到窗户的距离（八米四十），就像她用摆在客厅桌上的农历算父亲最后一次来电到现在过了多少天（二百四十六天），就像三月份父亲来探望时把左脚那只蓝色塑料凉鞋递给她，让她把脱胶的鞋底粘回去，梅琳用粘地板用的强力胶粘了两遍，对他说"能撑到六月，六月再买新的"，父亲答："粘结实点，我要撑到六月。"

区局的地方干部在院子里迎上来，五十三岁，手里一本蓝色笔记本，衬衣上缝着一块名牌，写着他的姓：王。王带她走向一排黑色袋子，袋子搁在课桌上，课桌沿院子东墙一字排开；每个袋子的提手上用白色细绳拴着一张纸质标签，梅琳走着走着就开始数袋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她注意到有些标签上写着名字，有些只有数字；二十三号袋子在第二排第一个，标签上只写着：23。王一边慢慢拉开袋子的拉链——那个动作梅琳理解为职业性的悲悯——一边解释："二十三位随遗体发现了证件的，有名字。其余的靠家属辨认；在表格上签字，案件就结案了。遗体移送县里殡仪馆由家属负责：华盛的厂长已被羁押，公司停业。"他补充道："公司一月份受过罚款：四号车间两项违规，共一万五千元，他们把还原剂和氧化剂混放在同一个实验室里。"他说这话像是一种让步，好像这个数据能为整个程序提供什么说明。

凉鞋从打开的袋子里露出来：粘过两遍鞋底的蓝色左脚凉鞋。梅琳弯下腰，不是为了辨认（辨认这个词预设了疑问，而她没有疑问），而是为了查看右脚那只是不是也在袋子里。王看着她。梅琳问："右脚那只呢？"王摇摇头："没找到。"她身后，院子另一头，负责叫号的接待员叫出下一个号码："二十四。"一位老妇人从等候的人群里走出来，朝第三排的一只袋子走去。梅琳听见她的鞋踩在碎石上的声音。

于是梅琳转向王，说：我希望您能把我父亲的名字写在标签上，写在数字上面，签名之前。王沉默地看了她两秒，然后翻开蓝色笔记本，像是在找某一页，梅琳却明白他其实什么也找不到（他在拖时间，一种程序性的时间，因为这个要求表格上没有预设，表格只有"编号"一栏、"家属签名"一栏、"家属身份证件"一栏，没有"在编号上方填写死者姓名"这一栏）；填写手册里没有禁止这件事，只是没有预设它。接待员叫号："二十五。"一个男人从人群里走出来。王说："好。"他掏出一支圆珠笔，一支蓝色派克，金色笔帽，在这个院子里显得奇怪，他用工整的字在数字23上面写下三个字：刘建华。然后把表格递给她。接待员叫："二十六。"又一位老妇人朝一只袋子走去。梅琳签字。那签名的字迹属于一个落笔前先数笔画的人：姓氏十一画，名字第二个字七画，第三个字八画；梅琳一直都数。

王拉上袋子。两个助手把袋子抬到外面等候的货车上，那是梅琳的表哥在柳阳租来运遗体的车，一辆老旧的五菱宏光，车厢盖着绿色篷布。袋子放在后座。梅琳坐在前面。在后座袋子旁边的副驾驶位上，她放下一样东西，从她走出院子起就一直握在手里：那只蓝色左脚凉鞋。她在王关上袋子之前从里面取出来的，没有人看见，因为那个院子里没有监控摄像头（梅琳进门时就查看过了），而且王当时已经在蓝色笔记本上填写自己的报告。仪表盘上的里程数显示：84317。表哥还没来。梅琳等了十分钟。

从副驾驶位可以看见袋子上的标签，用白色细绳拴在提手上；标签上写着名字（刘建华），名字下面还能看见数字，因为王没有划掉那个23，只是把名字覆盖在它上面。两者并存。左脚凉鞋在旁边的座位上。右脚那只不在。

Everyday 051 — 附注

Tue, 12 May 2026 00:00:00 GMT

我在布内尔 Rescue 1122 中心走廊的洗手池洗了手，就在试剂柜左边的水龙头下面，流出来的水是温的，因为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一日早上中心的锅炉还在运转，我指甲缝里残留的白色大理石粉慢慢化开，和纳瓦布的血混在一起，那血留在我右手腕上，是我们把他抬上担架时我按住他伤口留下的，还有橙色工作服里面T恤上的汗，这一切都被水冲走，而我那时还没有想到我后来想到的那些事。

那时是十三点十二分。我刚从班波哈采石场回来。五名工人救出来都活着，五人全部送往达加尔PHQ医院，救护车十二点四十出发。小队跟在我后面从货车那边走回来。法里亚德提着急救箱，塔里克扛着富世华电锯，中心两个新来的小伙子在聊昨晚看的电视剧。我没说话。我走到登记台前。

我们用的事故报告表是英文和乌尔都文两栏对照的。五个人的名字我记在侧边口袋的笔记本上：斯瓦特的尼亚兹·穆罕默德、阿里格拉姆的古尔·赛义德、布内尔加格拉的伊纳姆、布内尔城的法里亚德、斯瓦比的纳瓦布·汗。我用桌上的蓝色圆珠笔把五个名字一个一个抄到表格上，在"结果"那一行写下"救援成功，5/5 活着转运至达加尔PHQ"。签了名。他们叫我阿齐兹，这就是我的名字。

我去了厨房。米饭半小时前就做好了，豆糊已经不烫了，法里亚德摆了五个人的餐具，但两个新来的小伙子端到院子里吃去了。我在长桌边坐下。塔里克说"干得好，头儿"，我点了点头。我给妻子萨尔玛打了电话。我只说我回来了，下午班前要休息一下。萨尔玛问我吃了没有，我说吃了，其实我刚开始吃。她挂了电话。

十三点四十六分，调度室的电话响了。是达加尔PHQ打来的。声音是伊姆兰医生的，我认识他四年了。他说"阿齐兹大哥，病人纳瓦布·汗，内脏损伤，没救过来，十三点四十六分死亡"。我说"谢谢"。他还说"他父亲下午从斯瓦比赶过来"。我又说了一遍"谢谢"。挂了电话。

我走到登记台。我填的那张表在报告登记簿里，"二〇二六年五月"绿色文件夹的第二页。我找到了。打开。蓝色签名在最下面，我写的五行在上面。打开笔筒。拿出一支黑色百乐永久墨水笔，就是我们用来写附注的那种，因为蓝色容易和原来的签名混淆。在我的签名下面，我写道："附注——十三点四十六分：病人纳瓦布·汗于达加尔PHQ因内脏损伤死亡。小队救出时尚存活。生还人数更正为：五分之四。"下面，用同一支黑笔又签了一次名。

合上登记簿。放回架子上原来的位置，夹在四月登记簿和五月排班本之间。

我去了档案室。档案室就是后面房间里靠墙的三个铁架子，架子上方有一个暖气片，五月份是关着的。我要找的文件夹是"2026年救援记录——布内尔/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从上往下数第三层，从左往右数第三个架子。我从刚合上的新登记簿里抽出那张黄色复写联。打开文件夹。按时间顺序把这一页插进去，排在五月七日之后（帕查卡莱路小型塌方，"救援成功 3/3"），五月十二日之前，那是明天。

插进去的时候我看了看这个月其他的报告。五月份在我这份之前有十次出勤。七份写着"救援成功 5/5"。一份写着"救援成功 3/3"。一份写着"救援成功 3/4"。两份写着"救援成功 0/2"。我的新报告，五月十一日，写着"救援成功 4/5"。我把它按编号顺序放到了该放的位置。

合上文件夹。回到登记台。排班簿翻开着，正好是我那一页。我什么也没写。我想着这个月那一排报告，现在不用再打开文件夹它们就在我眼前：七份干净利落的五分之五，帕查卡莱塌方的三分之三，两份我们没能及时赶到山上的零分之二，四月三十日那场蔓延到五月的火灾的三分之四，还有我的五月十一日的四分之五。这是这个月唯一一个事后更正过的数字。这是一个序列的第一个数字，这个序列从二〇二六年五月开始，将一直延续到我不再填写报告的那一天。我去休息了，等着下午班。

Everyday 050 — 记录在案

Mon, 11 May 2026 00:00:00 GMT

记录在案。哈尔科夫州立医院儿科急诊，二〇二六年五月六日星期三凌晨三点。三名儿童于两点四十分送达。三人均为弹片伤，沙希德无人机，萨尔季夫卡街八层公寓楼六层爆炸，居民区。分诊台的护士名叫奥尔哈，四十七岁，值班十八小时，监护仪旁放着一杯凉茶。

记录在案，值班医生彼得连科从两点二十分起在手术室内处理一名孕妇，紧急分娩，胎盘早剥，产科红色代码。二号室占用至另行通知。一号室空闲。另一名护士伊万娜在四楼儿科病房，正在整理三张病床。

记录在案，三名儿童躺在三张并排的病床上，中间隔着透明塑料帘。

病床A。女童，三岁，病历卡上用西里尔字母写着名字，波琳娜。皮肤苍白，眼睛睁着，没有哭喊，腹部向上隆起，监护仪显示心率八十八。奥尔哈看到了。

病床B。男童，七岁，名叫萨沙。淡蓝色睡衣，右大腿开放性伤口，可见金属弹片，路上由父母进行了压迫止血。手里握着一个黑色塑料遥控器，那种控制红外线玩具汽车的，上面有两个箭头和一个旋钮。心率一百四十二。在代偿。

病床C。男童，五岁，名叫马克西姆。右肩，弹片，规律性尖叫。心率一百三十。在代偿。

奥尔哈知道，会喊的在代偿。不喊的不在代偿。三岁的女孩是最差的数据。三岁的女孩应该第一个进手术室。她的手比脑子先知道这件事。

记录在案，医院规程规定手术分诊，即谁先进手术室的决定，由医生作出。护士负责稳定、安置、监测。护士不决定谁先谁后。

奥尔哈看着分诊台上的电话。电话指示灯是灭的。彼得连科医生接下来十分钟不会接。也许二十分钟。二号室里的孕妇正在大出血。

她走近病床B。萨沙双手紧握遥控器，指节发白，指尖发黄。眼睛盯着天花板，不是大腿。这个男孩还在玩。他在玩一个没有小汽车的遥控器。他在玩，为了不看那条腿。

"萨沙。"奥尔哈轻声说，用乌克兰语。"你得把遥控器给我。现在要拍X光。身上不能带金属的东西。"

萨沙不松手。不说话。奥尔哈弯下腰。把一只手放在萨沙的手上。她的手很大，萨沙的手很小。她掰开一根手指。然后另一根。遥控器掉在床单上。萨沙张开手。继续盯着天花板。

奥尔哈拿起遥控器。看了一眼。黑色塑料，箭头，旋钮。她把它放在病床旁的小推车上。转向病床A。

记录在案，波琳娜监护仪上的红色呼叫医生按钮，由奥尔哈于三点十四分按下，秒数未记录。记录在案，值班护工安德烈于三点十四分四十秒到达病床A。记录在案，奥尔哈对他说，声音平稳，操作代号，"把她送一号室。现在。疑似腹腔梗阻。我用对讲机通知彼得连科医生。"

记录在案，安德烈看了奥尔哈半秒钟。然后松开波琳娜病床的刹车。推向走廊。一号室的门打开。关上。

记录在案，三点十八分波琳娜进入手术室。三点二十分彼得连科医生完成分娩，到达一号室。打开病历。查看波琳娜的腹部。确认奥尔哈的诊断。开始。

记录在案，三点二十二分奥尔哈回到病床B。萨沙还在那里。大腿继续流血。奥尔哈从小推车上拿起遥控器，在手指间转了转。弯腰看着男孩。"萨沙，我把你的东西拿走了。"

萨沙盯着天花板。

"萨沙，你听得到我吗？"

萨沙不说话。萨沙不回答。萨沙不看奥尔哈。

奥尔哈把遥控器轻轻放到萨沙右手下面，手指放松地搭在床单上。萨沙的手没有握紧。奥尔哈等着。在心里数到五，然后数到十。萨沙的手没有握紧遥控器。

奥尔哈收回自己的手。走向病床C，马克西姆已经不尖叫了，现在在轻轻地哭。她按下呼叫第二个护工的按钮。举起输液袋。

记录在案，三点二十八分彼得连科医生从一号室出来。波琳娜情况稳定。萨沙于三点三十分进入手术室。护工把他从病床上抬起时，遥控器留在床单上，留在身体压出的白色褶痕旁边。

奥尔哈拿起它。放进工作服口袋。走向洗手池。洗手。记录在案，她洗了四十五秒，数过的。记录在案，洗完后她没有立刻擦干。

记录在案，萨沙的父亲于三点五十分到达。记录在案，奥尔哈将于四点十分把遥控器交给他。

Everyday 049 — 沥青

Sun, 10 May 2026 00:00:00 GMT

摩托车翻倒在柏油路上。前轮还在转。父亲躺在离女孩六米的地方。女孩坐在柏油路上。无人机看不见。听得见。

无人机叫苍鹭。在四百米高空。第一次打击是七秒前。

女孩十二岁。叫萨拉姆。她摸自己的头。头发下面有什么湿的东西。她看手掌。手掌是红的。

柏油路很烫。中午十二点。五月九日，星期六。这条路通向纳巴提耶的集市。萨拉姆每天早上和父亲走这条路。

父亲叫优素福。叙利亚人，达拉的。2022年起住在纳巴提耶。做泥瓦匠。

优素福说"别动"。

无人机嗡嗡响。靠近。远离。不离开。

萨拉姆的牛仔裤是新的。母亲在周四集市上买的。打折的。左膝盖破了，牛仔裤撕了。右眉毛上方有一道三厘米长的伤口。

优素福在呼吸。白衬衫一起一伏。

优素福又说"别动"。声音很低。

萨拉姆看着父亲。无人机还在那里。

在纳巴提耶，今天，无人机还打击了贝迪亚斯的一条路。那里一个男人死了。十三人受伤。六个是孩子。两个是女人。

在纳巴提耶，今天，无人机打击摩托车两次。如果摩托车停下来，三次。

父亲不说话了。

萨拉姆把右手放在柏油路上。柏油路烫她的手掌。她用手肘拖着身体。挪动右腿。拖了一米。

无人机的嗡嗡声没变。

萨拉姆又拖了一米。

父亲不说话。

萨拉姆又拖了一米。离优素福三米。

看得更清楚了。优素福眼睛睁着。望着天空。白衬衫上有一块红色的污渍在扩大。

又拖了一段。两米了。

嗡嗡声变了。升高了一个八度。是第一次打击时的那种嗡嗡声。

优素福说了一个词。萨拉姆没听见：嗡嗡声太近了。

萨拉姆伸出手。碰到父亲的手。父亲的手是热的。

第二次打击来了。

打击来的时候，萨拉姆正在喊父亲的名字。喊了一遍。喊了第二遍。第二遍没喊完。

第二次打击三十二秒后，第三次来了。第三次打击的结果是萨拉姆要做头部、腹部、右大腿手术。萨拉姆十二点十八分到达纳巴提耶的纳比·贝里医院。

优素福死于第二次打击。萨拉姆将在手术后死去。

五月九日星期六晚十点，黎巴嫩南部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九。优素福是其中之一。萨拉姆还不是。

以色列军方声明正在核实该事件。

优素福的白衬衫是周三洗的。周三下午，萨拉姆帮母亲把它晾在天台上。晾衣绳拉在厨房墙和天台水泥柱之间。衬衫晾了两个小时才干。母亲告诉萨拉姆衬衫还湿的时候不要碰，因为白袖口容易脏。萨拉姆没碰。

五月九日星期六，纳巴提耶，十二点十七分，集市那条路的柏油路面热得像六月。

三天前，在客厅，优素福看了厨房墙上的日历，告诉萨拉姆星期六九号他们要去集市买洋葱和面包。他说的是洋葱和面包，这个顺序，因为洋葱比面包贵，优素福喜欢先买贵的。这是他的规矩。萨拉姆知道。

摩托车是本田CG 125。优素福2023年从纳巴提耶一个叫哈桑的修车工那里买的二手货。付了六百五十美元，分四期。车牌是黎巴嫩的。优素福没有黎巴嫩驾照，有叙利亚驾照。叙利亚驾照在黎巴嫩可以市区通行。

萨拉姆坐摩托车时坐在父亲身后，双臂环着他的腰。五月九日十二点十七分，在去集市的路上，萨拉姆的双臂一直环着优素福的腰，直到第一次打击。

纳巴提耶集市的水果摊贩，五月九日星期六十二点二十五分，把洋葱卖给一个贝迪亚斯的女人。女人用一张一万黎巴嫩镑的钞票付款，找回两千五百。水果摊贩没听见第一次打击。听见了第三次。他停止了称重。

根据黎巴嫩卫生部截至当日晚十点的数据，五月九日星期六，以色列军方在黎巴嫩境内实施了八十九次打击。三十九名平民死亡。十七人重伤。其中六名伤者是儿童。

萨拉姆，在手术室，十二点四十三分，喊父亲的名字。喊了一遍。喊了第二遍。第二遍没喊完。

Everyday 048 — 电话的三个按键

Sat, 09 May 2026 00:00:00 GMT

Ploy Thongsuk，二十九岁，在Sukhumvit的Foodpanda调度中心当调度员四个月了，这是她这周的第三个夜班。空调房，白色日光灯，三排桌子，每班六个调度员。她面前的屏幕上是曼谷地图，红点是正在送餐的骑手。桌上放着公务手机Samsung，三个专用按键：白色接收方，绿色骑手，红色主管。月薪一万八千泰铢。母亲在Nakhon Pathom，患糖尿病。父亲是退休工人，白天睡觉。

凌晨三点十二分。4471号订单已经在配送十八分钟了。应该是十二分钟。骑手的红点停在Rangsit校区门口，一动不动。Ploy按绿色按键。骑手不接。再按。不接。再按。还是不接。打了五次。没有。

她翻开服务手册。第7页：骑手三次不接听后，联系接收方，道歉，提供退款，关闭订单。第9页：如有紧急情况迹象，联系主管。紧急情况迹象没有定义。手册没说什么叫迹象。手册只说有迹象时怎么做。

Ploy盯着骑手的红点。不动。凌晨三点十三分，曼谷地图上，Rangsit校区门口，一个不动的红点可以是很多事。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可能是在休息。可能是骑手送完了没更新状态。也可能是别的。

Bang Phlat的客户在聊天框里发消息了：「你在哪？」然后：「hello?」然后：「??」消息一条一条往上冒。

Ploy按红色按键。接电话的是值班主管Khun Anan，声音像三个小时没睡的人。

「4471号骑手在Rangsit停了十八分钟了。不接电话。我去派人查一下。」

「你打了三次？」

「五次。」

「按手册来。第7页。给客户退款。关闭订单。明早开骑手工单。」

「Khun Anan，现在是深夜。Rangsit。不接电话。我可以派另一个骑手去看看。」

「按手册来。第7页。」

Ploy挂了电话。看着公务手机。绿色按键。红色按键。白色按键。三个按键，把整个世界压成三种回答。

她打开班次内部聊天。给两张桌子之外Lat Phrao区的调度员Mai发消息。

「Mai。你能不能派一个骑手去Rangsit查一下？4471停了十八分钟了，不接电话。」

Mai看了消息。十秒后回复。

「好。我派6612去。五分钟。」

Ploy按白色按键。打给Bang Phlat的客户。

「您好女士。我是Foodpanda客服中心。您的骑手遇到了一些情况。我们为您全额退款，请您等十分钟。」

「什么情况？」

「他没有接听电话。我们已经派人去查了。」

「好的。」

Ploy挂掉电话。看着屏幕。4471号骑手的红点，不动。6612号骑手的红点，从Lat Phrao出发了。曼谷深夜的地图是一堆移动的红点。有一个不动了，就是一个停着的红点。这就是红点手册。

凌晨四点二十分。6612号骑手在Rangsit校区两百米外找到了4471号骑手。在马路上，摩托车翻倒在旁边。路对面停着一辆黑色BMW。6612号骑手打了救护车。在内部聊天里写道：「救护车来了。BMW停着。学生坐在人行道上。骑手死了。」Ploy看到消息。什么都没写。把截图发给了Khun Anan。

四点五十分。4471号骑手当场死亡。Ploy听到这个消息。喝了口桌上放了两个小时的冷茶。继续上班。其他订单。其他红点。

六点。班结束。Ploy关掉屏幕。把公务手机放回调度员的储物柜。三个按键又变回三个按键。她摘下工牌。走出通往院子的门，骑手们把摩托车停在那里。她看见早班的摩托车，一辆一辆排着，一模一样，但4471号骑手的那辆不在。4471号的位置空着。那个位置的编号，4471，用粉笔写在灰色的墙上。

九点。Khun Anan把她叫进办公室。办公室三米乘三米，美耐板桌子，吊扇。他说：「你绕过了程序。」

「是的。」

「你派了一个没有经过主管授权的骑手。」

「是的。」

「停职三天。不支薪。」

Ploy在停职单上签了字。在下面亲手写道：「我派6612号骑手去，是因为4471号骑手的红点在Rangsit校区门口停了十八分钟，而手册没有解释什么叫紧急情况迹象。」

Khun Anan读了那一行。什么都没说。把表格放进他的抽屉。打开另一个抽屉，拿出一根烟，没点。

Ploy出去了。十一点坐地铁回家。父亲在睡觉。她躺在床上。她想，手册有七页，红色按键你按下去它就一直响。

Everyday 047 — Karnoi

Fri, 08 May 2026 00:00:00 GMT

马哈茂德·苏莱曼从二〇一四年起驾驶那辆非政府组织的白色Land Cruiser。车队于五月六日上午十一点从El Fasher出发。四辆车。十五箱水，八箱治疗性营养品，一个小木箱，黑色印着UNICEF字样，里面装着十支冷藏胰岛素。马哈茂德驾驶头车。

出发前，马哈茂德检查机油、水箱冷却液、轮胎气压。擦干净挡风玻璃。通行证装在透明塑料套里，放在衬衫内侧口袋。Land Cruiser的钥匙挂着一个黄色塑料钥匙扣，上面印着黑字：SCUOLA GUIDA UM BARU — DAL 2018。马哈茂德当年给所有学员都做了这款钥匙扣，最后剩下三个。一个在口袋里。

El Fasher到Um Baru之间有七个检查站。马哈茂德数了十一年。Mellit。Tina。Mistarayy。Saraf Omra。Wadi Howar。Bir Maqsud。Karnoi。到了Karnoi右转，走白色土路进入Um Baru。

在Mellit，马哈茂德摇下车窗。出示通行证。RSF士兵，三十岁上下，挥手放行。在Tina，同样。在Mistarayy，士兵是个年轻女人，很瘦。她的手在抖。她打开一箱水，取出一瓶，又放了回去。挥手放行。在Saraf Omra，通行证被查了两遍。在Wadi Howar，有一条狗用绳子拴着。在Bir Maqsud，士兵靠着步枪站着睡觉。马哈茂德等他醒来，出示了文件。士兵眨了眨眼，挥手放行。已经过去四个小时。

Karnoi，下午两点十八分。

马哈茂德停车。摇下车窗。

第七个检查站的士兵十八岁。军装腰带太宽，脚上是无品牌黑色运动鞋，Kalashnikov端得很低，右耳软骨上有一道小小的划痕。

马哈茂德看着他。

马哈茂德认出了他。

他是Tariq Hammad的弟弟。Tariq在二〇一八年十六岁，那年来找马哈茂德学了五周驾驶。他每次来都带着弟弟，十岁，极瘦，右耳软骨上有一道小划痕——他从父亲用Um Baru捡来的铁架子做的自行车上摔下来留下的。弟弟叫Yousef。

Yousef现在十八岁。

Yousef把Kalashnikov端得很低。他看着马哈茂德。从头到脚地看。马哈茂德不知道Yousef在看什么——驾校老师的脸，司机的脸，Um Baru一个男人的脸，一个独自上路的男人的脸。马哈茂德没有说自己的名字。马哈茂德没有问起Tariq。马哈茂德没有问父亲，没有问母亲，没有问Um Baru罗望子树山脚下的那栋房子。马哈茂德什么都没有问。

Yousef低下眼。接过通行证。看着它。两手捏着纸的两角。指甲短，有污垢。Yousef把文件还回去。说了一个字。

他说：「过。」

马哈茂德点头。摇上车窗。挂一挡。

车队通过。

马哈茂德在白色土路上行驶。十八公里白色土路。Um Baru的房屋先出现——铁皮屋顶，芦苇篱笆，Fatima小学的天线远远可见。他在下午四点零四分抵达医院。卸下箱子。护士——叫Hamida，四十八岁，两个孩子——在单据上签字。她接过印着UNICEF的木箱。抱进去。数了十支药瓶。

马哈茂德回到Land Cruiser。太阳还高。他坐进驾驶座。手里握着钥匙。钥匙扣上写着SCUOLA GUIDA UM BARU — DAL 2018。马哈茂德没有看钥匙扣。马哈茂德把钥匙放进口袋。

他走下Land Cruiser。向家走去。

Fatima站在门口。问他这趟路怎么样。马哈茂德说很顺利。马哈茂德说货已经送到。马哈茂德说明天早上回El Fasher。Fatima递给他一杯水。马哈茂德喝了。

Fatima问起检查站的事。

马哈茂德说：都正常。

马哈茂德没有说出Yousef的名字。没有告诉Fatima。也没有告诉医院的Hamida——Hamida也是Um Baru人，从小认识Tariq。马哈茂德没有告诉任何人。

马哈茂德吃了晚饭。五月的月亮升得早，在Um Baru上空。马哈茂德坐在家门口的铁椅上。Fatima在里面哄孩子睡觉。马哈茂德把Land Cruiser的钥匙握在口袋里。

他想着Yousef。Tariq Hammad，今天，二十四岁。Tariq Hammad的弟弟在Karnoi放了UNICEF的车队过去。

他不知道明天Yousef是否还在Karnoi，不知道下周Tariq Hammad的弟弟是否还是RSF的士兵，或者苏丹政府军的士兵，或者一个死人。

明天上午十一点，马哈茂德再次从El Fasher出发。七个检查站。Mellit。Tina。Mistarayy。Saraf Omra。Wadi Howar。Bir Maqsud。Karnoi。

在Karnoi，会有人检查通行证。马哈茂德会装作不认识。

Everyday 046 — 羊

Thu, 07 May 2026 00:00:00 GMT

瓦迪赫在二十三点四十清点羊群。三十九只。本该是四十只。

他又数了一遍。三十九只。

牧场在哈斯拜亚东南，松林山坡下。干石墙由东向西绵延四百米。冷月里羊群挤着石墙，热月里羊群靠着树林。五月热。羊群在松林边缘。

瓦迪赫五十八岁。他在这片土地上放牧，从一九八四年起。瓦迪赫的父亲死于两千年，七十六岁，死在家中。母亲三年后去世，七十三岁。

那只不见了的羊叫玛利亚姆。四岁。生过三只羔羊。瓦迪赫把羊群里所有年老的母羊都叫玛利亚姆。现在他有三只，三只玛利亚姆。

在家里，牧场上方四百米处，瓦迪赫的女儿萨尔瓦正在睡觉，二十八岁，已婚六年。她丈夫法里斯在马尔杰伊云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往南八公里。今天凌晨四点，萨尔瓦打电话给法里斯，叫他不要回来。法里斯说好。现在法里斯睡在修理厂的沙发上。

瓦迪赫知道那只羊可能会不见。从周一就知道了。一只带着吃奶羔羊的四岁老羊，会因为其他羊听不见的声响而离群。瓦迪赫下午在无花果树下把这话告诉了萨尔瓦。

瓦迪赫打开头灯。那是一盏白色的Petzl，两千二十二年在贝鲁特买的，用可充电电池。他沿着树林边缘走。寻找踪迹。

西南方天空在闪光。一道无声的闪光，短促。然后是第二道。然后是第三道。瓦迪赫数着闪光与声响之间的秒数。第一次，九秒。第二次，八秒。第三次，七秒。

秒数在缩短。

瓦迪赫知道距离缩短意味着什么。那不是雷暴。二十天没有下雨了。那是炮击声，从马尔杰伊云方向传来，在南边，或者更远，从边境那里。村里的广播下午说过：昨天六百一十九次发射。瓦迪赫不知道六百一十九是什么概念。他知道九秒是什么概念。

瓦迪赫继续往前走。四百米。他停下来。把头灯对准松林之间。

有一只动物静静地站在一丛低矮的迷迭香灌木后面。灯光扫过它的侧腹。瓦迪赫认出了那白色的背和耳后的黑斑。

玛利亚姆。

瓦迪赫走近。那只羊没有动。瓦迪赫蹲下身。把手放在它的侧腹上。温热的。

玛利亚姆在呼吸。轻，但在呼吸。

瓦迪赫把头灯转了一圈。灯光照出两样东西：地上靠近右后蹄的一块暗色印迹，还有一个灰色金属物体，一指长，插在一米外的土里。那个物体侧面有一片弧形的薄片。

瓦迪赫认出了那个形状。集束炸弹的子母弹。他在两千零六年找到过一枚，那场战争之后，牧场里到处都是。那枚没有爆炸。那次他叫来了一个联合国驻黎部队的人。

现在是五月五日二十三点五十，哈斯拜亚的田野里没有联合国驻黎部队。

瓦迪赫看着玛利亚姆的蹄子。那块暗色印迹是血。那只羊的大腿肌肉上有一道六厘米长的伤口。子母弹局部爆炸了。玛利亚姆活着，全凭运气。

瓦迪赫做了两件事，按顺序。

第一，他解下脖子上的棉布围巾。叠成四层。压在玛利亚姆的伤口上，用左手按住。那只羊在颤抖。

然后他抱起玛利亚姆。四十公斤，活重。扛在右肩上。瓦迪赫的膝盖是一个放牧了四十二年的五十八岁男人的膝盖。瓦迪赫朝干石墙走回去。四百米。

他不再看天空。只管走。

西南方的闪光还在继续。六秒。五秒。又是五秒。

瓦迪赫在零点零四分到达干石墙。其余的羊紧挨着树林站着，聚在一起。瓦迪赫把玛利亚姆放在一块蓝色塑料布上——那块布叠着，放在墙的一个凹槽里。

他用一个一点五升的塑料瓶里的水冲洗伤口。用碘酒消毒。把围巾扎紧在大腿上。

玛利亚姆在干石墙的灯光下睁开右眼。又闭上。又睁开。

瓦迪赫靠着墙坐下来。蓝色塑料布在羊身下，其余的羊在墙后，草地静止，月亮高悬于右侧，西南方的天空此刻又闪出第四道光，瓦迪赫不再数了。

在家里，牧场上方，萨尔瓦点亮走廊的灯。她走到阳台上。看见父亲的头灯的光，静止的，在下方，靠着干石墙。那盏灯没有移动。萨尔瓦回到屋里。关上走廊的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电话。

玛利亚姆在呼吸。瓦迪赫数着呼吸。每两秒半一次。

哈斯拜亚五月的黎明在五点十二分。还有五个小时零八分钟。

瓦迪赫坐着不动。那只羊在呼吸。围巾撑住了。四百米外牧场里的那枚子母弹，还在原处。

玛利亚姆睁开右眼。又闭上。

Everyday 045 — 冰箱上的便条

Wed, 06 May 2026 00:00:00 GMT

夜裡十一點五十分，Liudmyla把燒茶的水放進一口鍋——三月時她用檸檬洗過這口鍋，因為Ivan從前線打來三分鐘的電話，說家裡沒人知道怎麼去除鍋裡的水垢，而他在戰壕裡學會了用檸檬，Liudmyla掛斷電話後走進儲藏室，拿出平時泡茶用的檸檬，切成兩半，一口接一口地洗了全部三口鍋，與此同時，Saltivka的居民正在樓下為又一次警報疏散；今晚這口鍋還是乾淨的，水像電話打來之前那樣沸騰，像戰爭之前，像Ivan之前。收音機說停火從午夜開始。Liudmyla關掉收音機。

她在廚房的桌邊坐下。桌上擺著：一部有線電話。那是一部1989年的紅色Vef，她母親留下的，在儲藏室裡斷著線沉睡了二十二年，藏在節日用的桌布後面；三月裡，Ivan在又一次短暫的電話——如今這些電話就是她的生活——裡說，俄軍在Saltivka的電子干擾能把手機信號壓掉好幾個小時，有線電話再舊也能打通，於是她讓人把它重新接上。技術員在一個週六早上來了，一個三十歲的白俄羅斯小夥子，什麼都沒問，看了看銅線，清理了一個接頭，說線路還在，然後就走了，沒要錢，只說現在能響了——後來確實響過一次，四月一日，是Minsk打來的一個購物頻道推銷電話。冰箱上貼著一個蘋果形的磁鐵，磁鐵下壓著一張寫了Ivan手機號碼的紙條。她背得滾瓜爛熟。她已經讀了兩千遍。今晚她讀它，像讀禱文，不是為了記住，是為了讓它在眼前。

午夜零秒，她撥出那個號碼。

響。響。響。Liudmyla看著自己放在桌上的手。一動不動。手沒有顫抖。一個月前，指揮官打電話來說Ivan被調往Kupiansk附近的陣地時，她的手抖了。今晚沒有。今晚這是她母親的手，是她母親在開口說那些不該說的事之前放在桌上的那雙手。響。響。第五聲響過，有人接了。

「你好？」

是個女人的聲音，年輕，用俄語說「你好？」，不是烏克蘭語。Liudmyla有一秒鐘，只有一秒鐘，以為自己撥錯了。然後她明白不是，那是前線的人，一個戰友，說俄語，就像Saltivka一半的人那樣。這個聲音很年輕，二十歲上下，不困，不害怕，只是一個接電話的聲音。Liudmyla沒準備好如果有別人接會說什麼，因為三個星期以來她一直沒打這個電話。不是因為漠然。四月中旬的一個平常早晨，她在熨一件不屬於任何人的襯衫，她忽然明白：她想知道，但又不能打；她要的是那種剋制自己不打的特權，而不是等著接那通電話的人。今晚她打了，現在她沉默。

她掛斷。1989年的Vef有一種Liudmyla早已忘記的分量；話筒落回卡口時發出沉重物件特有的一聲悶響，Liudmyla把掌心留在話筒上，就像把掌心貼在一塊不再發燙的額頭上。

電話響了。

響得很響，因為1989年的Vef有一個機械鈴聲，金屬敲打金屬，這樣的鈴聲Saltivka幾十年沒聽過了，如今在停火的第一分鐘，它覆蓋了整個廚房，像一聲鐘響。Liudmyla在第一聲響過時拿起話筒。她說「你好？」，沒有氣息。

「媽，那是Sasha。她當時拿著電話。她看到一個陌生號碼，以為是指揮官，就接了。對不起。」

Liudmyla沒有說話。她聽見Ivan的呼吸，在呼吸聲下面有某種沙沙的聲音，可能是風，可能是無人機，可能什麼都不是。Ivan說「媽？」。她沒有說話。她想，自從他告訴她檸檬的事，他們就再沒有為這麼小的事聯繫過彼此。她想，停火不是為了他，是為了她，是為了讓她有三分鐘的通話，而現在她有了，卻不知道怎麼用。Ivan說「媽，你在嗎？」。她握緊話筒。

從廚房六樓的窗子望出去，東邊，一切都從東邊來，什麼也看不見。城市是熄滅的。Ivan在呼吸。Liudmyla沒有說話。她把1989年的Vef緊緊貼在耳邊。她留在那裡。留著。

「媽，你在嗎？」

Liudmyla看著冰箱上那張紙條。她第兩千零一次讀它。

Everyday 044 — 塞斯托圣乔瓦尼，零时四十三分

Tue, 05 May 2026 00:00:00 GMT

那是晚上二十三点五十二分，火车停在了Sesto San Giovanni。广播说技术故障，十分钟后又重复了一遍，二十分钟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对面是一位穿黑衣的女士，旁边是两个印度女孩，正压低声音谈论一场考试。我在Piazzale Loreto的班到二十三点结束，十一年了，我在市政殡仪服务处签表格。离家还有四站。

我已经想好了顺序。两分钟脱长筒袜，八分钟淋浴，十分钟涂面霜，十二分钟上床，六点十五分闹钟。我打开手机。关上。打开。关上。对面的女士用一块白手帕擦鼻子，像是刚哭过不久。我望向窗外，三号站台上什么都不再经过，车站的发光显示屏用橙色写着MILANO CENTRALE，橙色没有变。

半小时后，机车司机再次开口。「有人在轨道上。」有人。这个词悬着，搁在车厢上方，像搁在一块搁板上。没有人吭声。两个印度女孩中的一个合上笔记本，用她的语言说了什么，我听不懂，但我想我能猜到。穿黑衣的女士从包里又掏出一块手帕，重新开始。

我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下午剩下的薄荷糖，递给她。她拿了一颗。说谢谢，然后说「你还年轻。」我不年轻。我四十岁了。我没说出口。

车窗上我自己的倒影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我看起来比我以为的自己更年轻，而我发现我也不太清楚自己以为的是多少。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这样看自己的脸是什么时候了。

我想到Marco，我丈夫，这个时候他正趴着睡觉，手压在枕头下，我想到他从来没有注意过我是二十三点半到家还是凌晨一点二十二分到家。我想到Adelina，阳台上那株罗勒，我开始叫它的名字，因为我没有孩子，也没有想要过。我想到我的服务主管Riccardo，两个星期前他对我说「你签的比所有人都多，signora，你想过晋升吗」，我说好，然后没有去提申请。Riccardo那句话又回到我脑子里，像是五分钟前才说的。我想，也许这是十一年来那句话第一次真正落到我身上。

我还想起了我妹妹Stefania，住在Como，每周四晚上八点打电话来。今晚是周五。Stefania不在周五打电话。我父亲在2017年七月去世了，我记忆里他总是带着我母亲落后三步走在后面，每次我打电话给她，她总问我吃了没，我总回答吃了，哪怕我没吃，她说好。雨开始下，很轻。两个印度女孩合上笔记本。其中一个说了什么，我感觉那像是在说到了，但我们没有到。我们停着。

零点四十三分，我把手指从手机的时钟上移开。我没有再看。我静坐着。我没有写信给任何人。没有打电话。没有发那条已经准备好的消息——「火车停了，技术问题，我会晚到」——那条消息在草稿箱里放了二十分钟了。我没有发。

我给了自己，没有对自己说出来，不去意识时间的流逝。上大学以来我就没有这样过。也许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的夜晚总是有方向的，就连空洞的夜晚也是。今晚不是。今晚车厢停着，窗外雨下得很轻，里面我们七个人坐着，看着彼此又不看彼此，没有人在等我们，除了睡眠，而睡眠在等所有人。

一点五十四分，火车重新开动。穿黑衣的女士把那包糖还给我，完整的，第一颗之后她没有再拿过。我接过来。她望向窗外，我看着她，我们在同一片沉默里相互微笑。我们什么都没说。两个印度女孩在Greco-Pirelli下了车，她们用张开的手掌贴着车窗挥手道别，其中一个把一支铅笔留在了小桌上。

我到Greco-Pirelli是一点五十七分。到Centrale是一点五十九分。地铁已经停运了一个小时。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到家是两点二十八分。Marco没有察觉。

我洗了个比平时更长的澡。我打开水，听它的声音。我想那个在轨道上的男孩有一个名字，明天我会在报纸上读到，没有人说他是谁，而我们七个人在车厢里度过了他死去的三个小时却不知道这件事。

我看了看浴室里的钟。那是一个圆形白色时钟，黑色数字。我第一次没有去读它。我看见了指针。我没有读出时间。我取下浴巾。我去睡觉了。

Everyday 043 — Antioquia

Mon, 04 May 2026 00:00:00 GMT

Goma，Karibu Bay酒店，五月三日至四日夜间，凌晨两点十分。Beechcraft在Goma International私人跑道上关灯降落，该跑道当周由Heritage East公司运营，注册于阿联酋。八人下机。他排第四。他的名字，在二十分钟后他将签署的收据上，写着Andres Pacheco Restrepo。三十四岁。前哥伦比亚陆军中士，2019年退役，作为迪拜一家公司的承包商执行过也门两次任务，该公司注册地在塞浦路斯，此后六个月在喀布尔，四个月在喀土穆。此生第一次降落在Goma。

联络人是个南非人，灰发，嘴角带着一道说马普托葡语的人特有的褶痕。他叫Rian。他从不要求别人叫他Rian。Andres叫他Rian，是因为听到其他人这样叫。

Karibu Bay入口处的房间，两盏卤素灯，一张开放纹理漆面木桌，一个微波炉大小的金属箱，已经半满，装着护照。联络人逐一点名。Pacheco。Lozano。Restrepo。Vargas。四个哥伦比亚人。然后是三个秘鲁人和一个委内瑞拉人。Pacheco第四个被点到，第一个走向桌子。

他走近。背包挎在右肩，护照放在夹克内袋，第十七页有一个从未用过的苏丹签证，第十四页有一个也门签证，第六页有一个入境阿富汗的章。联络人翻开护照。停在第十四页。没有评论。Pacheco注意到了。

"Pacheco，你来自哥伦比亚哪个省？"

"Antioquia。"

这不是真的。Andres Pacheco Restrepo出生于Buenaventura，Valle del Cauca，太平洋海岸，这座城市任何年代的任何年份，没有一家招募机构在见到志愿者时不先问他在逃离谁。Antioquia是他一贯给出的答案，因为Antioquia是联络人想听到的答案。Antioquia是Medellín，Antioquia是2002年后私人招募中前军人数量最多的省份，Antioquia是那个叙事过滤器。

联络人在面前的A4纸上登记"Antioquia"。Andres看着他登记。联络人用的是一支黑色笔尖钢笔，每写一个字母都发出极细微的干脆声响。Andres数了七个字母，数了i上的那个点，数了笔尖离开纸面时的声音。

现在，是那个动作。

Andres递出护照。他用手背递，不是手心。手腕的一个微小翻转，一个细微的变化，任何边境官员都不会注意，但联络人不是边境官员，他抬起眼睛。一秒钟。Pacheco没有缩手。他把手留在那里，手背朝上，联络人用自己的右手从他指间取走护照，Pacheco感到手心空了。

手心空下来的那一刻，他明白了。

他明白每一次在另一个国家交出护照，他已经成了另一个人。在萨那他是Pacheco-非哥伦比亚人。在喀布尔他是Pacheco-老兵。在喀土穆他是Pacheco-好士兵。每个国家都是一次微小的行政死亡，每个印章都是某个他不再是的人留下的痕迹，而那一页盖章时他已不再是那个人。这一次他在当下便知道了。Goma将是第十八页。Pacheco-Antioquia。又一个Pacheco。

他想到Buenaventura。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件事是三月的雨，那种三分钟内便能抵达、把Independencia街区街道清空的雨，他母亲至今仍在那里一家发廊工作，六十二岁，他的弟弟，也叫Andrés，但家里为了不混淆叫他Mauricio，2010年在一场帮派冲突中死去，那年十四岁。他想，如果母亲现在打电话给他，从区号就能听出他在非洲，她会像每一次一样说cuídate。他想，cuídate，说到底，是对一个已经在交出护照的人说的话。

联络人把护照放入箱中。

Pacheco在一张收据上签字。黑色圆珠笔，Heritage East预印表格，任务结束后结算金额。四千美元。次月十五日前银行转账至波哥大账户。签名栏下方，一行六号字体的英文条款："签署人声明以技术顾问身份在特种作战区域服务"，这是他已经读过十次、也已经签过十次、从未翻译过的措辞。

他走出房间。

院子的沥青地面上，跑道的灯熄着，酒店的灯亮着。一半黄光，一半蓝光。空气里带着湖的温热。湖就在那里，围墙后面，与其说看见，不如说听见。Pacheco画了十字。拇指触额，拇指触胸，触左肩，触右肩。降落时他总这样做，交出护照时他也总这样做。

他点燃一支烟。

他想，Antioquia，他从来没去过。

Everyday 042 — 脚踏门槛

Sun, 03 May 2026 00:00:00 GMT

在范厂长的工厂里把缝纫A区与缝纫B区分开的那扇门，胡志明市平新郡，是一扇双扇浅灰色金属门，门牌P-12B。它是何氏玲后来在午休时在院子里告诉我的，于二零一九年三月由维修工权安装，权今年七十三岁，他在一张鞋子送货单的背面将其回弹弹簧校准为三秒半。

A区从三月起就有空调。B区有六台吊扇。差异，早上九点是七度。差异，下午两点是九度。差异，玲告诉我，是上周五十二岁的莫，第五排，在第三排和第四排之间晕倒，跌在水泥地上的原因。范没有写入记录。芳过了十二分钟把她送回机器。

玲三十一岁，在工厂四年，第四排七号机。每月给家里寄两百四十万盾。一百九十万给弟弟的学费，二十一岁，芹苴大学电气工程二年级。五十万给母亲，六十八岁，在槟知，作血压药用。

今天早上五点四十六分，开班之前，范厂长在院子里叫住维修工权，对他说明天，星期六，他必须来检查P-12B门的弹簧，因为磨损，范对他说，是异常的。权说好。范走了。权，玲告诉我，朝B区方向看了一眼，然后继续走向工房。

六点十四分，当天第一次换梭子时，玲打开P-12B门。整扇打开。从A区来的冷气流以一种低沉的声音进入B区。然后，听到芳在中央走廊里的脚步声，玲把门推回到约三十厘米的开度，并把右脚放在金属门槛上。凉鞋，黑色橡胶三十六码，大脚趾下的鞋底磨损了，一半在门槛里面，一半在外面。

从那一刻起，每隔大约二十二分钟，芳就在走廊里经过一次。门保持在三十厘米。玲的脚不动。

碧簪，二十三岁，第四排八号机，把她的重机牌缝纫机往门方向移动了四十厘米。莫，上周晕倒的那位，把自己的移了三十。何，三十七岁，第二排，从喝咖啡时段带回一条毛巾，铺在最靠近门的机器漏油的地板上，因为油遇冷气会变滑，今天，玲告诉我，谁都不能摔。

九点二十四分，模拟温度计在靠近P-12B门的车间一半显示三十二度。在远的一半三十七度。差异，玲告诉我，是五度，五度是缝得好的衬衫和能怎么缝就怎么缝的衬衫之间的差异。

十点十一分，第三排二号机的重机牌坏了。压脚的小齿轮跳了两齿。那个工位的女工，蝶，二十八岁，穿过P-12B门去A区向主管庆要一个备用压脚。A区没有压脚。庆用对讲机叫维修工权。权从工房里回答说要等八分钟。

之后的四十分钟里，P-12B门完全打开。玲不挪开脚。权两次穿过门，去时朝B区的仓库取小齿轮，回来时朝A区带着压脚。第二次，出去时，他把右手放在不锈钢门把上一会儿。门把，玲后来在院子里告诉我，十点五十一分时是凉的。A区的气流冲了它四十分钟。

十点五十一分，蝶把重机牌重新启动。门回到三十厘米。玲的脚回到门槛上。

芳从九点四十六分起就没经过B区。十一点三十八分，芳停在P-12B门前。玲正在缝一件白色短袖衬衫的下摆，M码，批次04-26-3。机器在嗡嗡作响。七号机后面的温度计显示三十三点二。玲的T恤在腋下和脊柱沿线都湿透了。右脚已经在金属门槛上五个小时二十四分钟。凉鞋在门的橡胶垫圈上留下了一道半圆形的湿痕。

玲不挪开脚。

三秒。芳看脚。芳看玲。玲不与她对视，缝着。芳低声只说一句话，说"二零一三，二十二"。然后芳转身继续巡视。

玲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二十二是二零一三年B区女工的数目，那一年芳自己作为女工进入工厂，第三排，十号机。二十二，玲后来在院子里告诉我，是必须签字放弃夏天三次额外休息以换取吊扇的女性数目，今天在玲头顶上转动且不够用的那六台扇子。芳第一个签字。

十二点三分，范厂长拿着对讲机从中央走廊进来。对讲机以扬声器播放一个男声，美国南方口音，先说一个数字，然后说"final order, no further movement"，然后停顿一下，然后说"we'll see in two weeks"。范在P-12B门前停下。范看打开的门。范看玲的脚。范看玲。玲缝着。范不叫芳。范放下对讲机，转向A区。美国人的声音又说了什么。范走了。

门保持打开。

十八点。下班的警笛响起。玲挪开脚。门在三秒半内关上，正如权在二零一九年三月校准的那样。玲俯身在金属门槛上，重新扣上右脚凉鞋的扣，那扣子被一个班次的压力松开了。扣子发出一个轻微的黄铜声响。玲站起来。

玲与B区其他女工一起走向院子。冷气，玲告诉我，在门关后大约还能在B区停留十分钟。然后就没有了。明天维修工权，七十三岁、在鞋子送货单背面写小字的人，会来检查弹簧。玲不知道，她告诉我，权会不会在送货单背面写下第二个计算，还是会再次把单子折回文件夹里什么也不加。权从二零一九年起是芳的朋友。权从二零一零年起是范的雇员。

玲骑摩托回家。她的房间在平龙街四十八巷，离工厂二十二分钟。凌晨四点，一辆摩托驶进巷子，停在两户之外。是邻居蕉，从宝元鞋厂夜班回来。蕉熄火。玲听见钥匙在锁里转动。

Everyday 041 — 三个蓝点

Sat, 02 May 2026 00:00:00 GMT

那天夜里我在回复约翰内斯堡的三个孩子的父亲丹尼尔·费尔默伦，丹尼尔刚刚写下"你向我保证这不是骗局吗?"，而我正在写他们第一天教我的回复，那回复是"当然，钱包验证今天上午法务团队已经完成，文件将在约翰内斯堡时间18:00之前通过邮件送达，此致萨拉"。

那是夜里两点十四分，房间里还有其他五个工位，三个罗马尼亚人睡在角落的垫子上，因为是他们的休息班次，我喝着一瓶在那里放了八小时已经变温的养乐多，房间里弥漫着热塑料的气味和 Yi-jin 晚上九点从七楼带上来的油炸食品的气味，Yi-jin 是当班负责人，二十九岁，是河南省人，说一口在我听来总是尖锐的北方普通话，而普通话我是在工作中学会的，因为在越南我只说越南语和学校里的法语和旅游英语，普通话是金边一个叫 Mai 的女人在三个月里教会我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我十个月前来到这栋楼。我二十六岁。我父亲在 Bắc Giang 做泥瓦匠。我母亲在家里缝衬衫。我在河内学了两年行政管理，后来停了，因为钱不够。我在 Telegram 上找到了一则招聘女孩的帖子，"在柬埔寨做客户服务"，"包住宿，月薪一千美元"，我想在柬埔寨月薪一千美元是我父亲两个月的工资，我就说好。

行程是河内—金边—马尼拉，在马尼拉有人拿走了我的护照，我用英语说"对不起"，对方却用"zhànghào"回答我，那是账号的意思，那一刻我明白我签的东西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他们用车把我带到 Angeles City，让我上到大楼的六楼，告诉我我的旅费债务是五千美元，我会通过工作偿还，我说好，因为在那个房间里说不从来不是我考虑过的选项。

五楼的窗户焊着栅栏。六楼没有。二月里一个来自 Hải Phòng 的越南同事从六楼跳了下去。她叫 Trang。二十二岁。管理层把六楼的窗户关了两周，然后又打开了，因为热得喘不过气，再也没人跳了，因为没人新到不知道从六楼跳下去意味着什么。

丹尼尔·费尔默伦四十七岁，有三个孩子。他从德班港的一家物流公司提前退休。他两周前卖掉了祖母的房子，他告诉过我，因为要搬到一个更小的房子，差价让他账户上多了四万八千美元，他想把这笔钱投入一个月息百分之八的投资。月息百分之八是世界上没有银行会提供的数字，我知道这点，丹尼尔或许也知道，但他不想知道。

我已经写好了回复。回复是"当然，您可以百分之百信任"，然后是关于钱包和法务团队和文件的全部内容，手指放在发送键上，就在那一刻我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和 Yi-jin 用北方普通话喊"BI! BI!"，然后是楼层装甲门的第一下撞击。

我数着。门被撞开之前我大概有十一秒。我把写好的整条消息删了。文本框空了。我只写了一个词。快跑。我按了发送。

然后我做了一件第一天他们告诉我永远不要做的事。我截了对话的屏。在相册里打开。我用萨拉的账号给丹尼尔写道："我没发送。我是 Linh，二十七岁，请告诉马尼拉的越南领事馆，我在 Diosdado 大楼六楼，Angeles City，Pampanga"。我按了发送。

门在第三下撞击时破开。罗马尼亚人躲到柜台下。Yi-jin 从后门消失了。我没有躲。我把手机屏幕朝上放在柜台上。手铐是塑料的，薰衣草色。一个穿着大两号防弹背心的 BI 女警用英语和他加禄语给我读了我的权利，然后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 Lê Thị Linh，那女人点了头，把我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

我走出那间屋子时，手机还在柜台上。屏幕显示着丹尼尔的对话。他的回复的三个蓝点在聊天最底部跳动着。跳动着。跳动着。然后不再跳动了。

Everyday 040 — 博洛尼亚夜报

Fri, 01 May 2026 00:00:00 GMT

奥罗拉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十二点十分,在萨拉戈扎街的一家酒吧读了报纸。她站在吧台前,眼前的咖啡正在变凉。头版标题:用于劳动的九亿三千四百万。下面分两栏:招聘激励、公正工资、对数字劳工中介的整顿。

她读了第一栏。四亿九千七百五十万用于年轻人的招聘。南方女性每月最高八百欧元的奖金。三十五岁以上失业者的奖金。对适用集体合同规定公正工资的企业减税。

她读了第二栏。对数字劳工中介的整顿。平台必须核实送货人的身份。禁止转让自己的账户。对企业的处罚,因失察而暂停业务。

她在数字中寻找自己的类别。数字在第一栏。第二栏是规则。

她付了咖啡钱。继续送货。

下午八件包裹。晚上十二件。烤肉、寿司、给圣奥尔索拉的一位女士的一箱水。一切正规。一切在平台上。一切干净。

但聊天群不是。聊天群是另一回事。聊天群是奥罗拉周六和周日有固定送货包的原因,黄金时段,这让她的月收入从三百八十欧元变成六百二十欧元。送货包由塔雷克给。塔雷克是一个名字。

奥罗拉二十三点四十七分回到家。圣维塔莱街空荡荡的。酒吧的卷帘门都拉下来了。电动自行车完全没电。屏幕显示百分之三十,但马达从普拉特罗起就不再推动。

她背着自行车爬了三层楼,过去八个月一直这样。打开门。把车靠在走廊的杂志架上。自行车歪斜地立着,车把抵着墙。她没开大灯:只开了厨房的灯。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她已经知道了。从中午就知道。

她从口袋里拿出手机。「Bologna Sera」群组有一百零四个成员。群组照片都是模糊的脸、阿拉伯文字、表情符号、塞内加尔国旗、风格化的自行车。号码以代码保存:T-1、M-2、A-3。奥罗拉叫B-17。没人按名字认识她。塔雷克曾给她写过「ciao bella」,然后再也没写过,因为他明白她回话不好。

塔雷克是他们互相传递的名字。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协议。在Bologna Sera的两年里,塔雷克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风格、犯不同的拼写错误写过信息。奥罗拉一直怀疑。今晚她知道了。

奥罗拉的手机是Samsung A14,右上角的玻璃裂了。背面剥落的贴纸来自马斯卡雷拉街那家凌晨两点关门的披萨店,奥罗拉有时回家前会停下来吃一块玛格丽特披萨。贴纸上画着一个有两只眼睛和一张嘴的披萨。眼睛是两颗橄榄。嘴是一条歪线。贴纸的角正在脱落。

奥罗拉打开聊天设置。选择删除。确认。聊天消失了。她去了通讯录。搜索T-1。打开。屏蔽。删除。

手在颤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普拉特罗的那一圈、萨拉戈扎街的爬坡、圣奥尔索拉那位女士那箱重十一公斤的水。

她正要关掉手机,消息来了。没名字的号码。三个点。然后:「奥罗拉,你删了。我看到了。」

三个点又开始了。停了。又开始。停了。奥罗拉看了十二秒。然后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

她脱下夹克。挂在厨房的把手上。去了卫生间。用母亲从莱切寄来的马赛皂洗了手。擦干。回到厨房。

三个点不见了。消息还在。

奥罗拉用新号码打开聊天。她写道:我不再为你工作。

发送。

屏蔽了号码。删除了聊天。关掉了手机。

她留在厨房,面前是黄色的福米卡桌、左边坏了的椅子、从插座垂下来的充电器,她明白了一件中学修女们称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的事。她不知道塔雷克(或塔雷克的塔雷克)是否真的明白了。她知道她明白了。她明白了那个法令是被签下来的东西。

她吃了一块就着橄榄油的硬面包。喝了水龙头的水。三月份她把过滤水壶收起来了,因为滤芯九欧元只能用一个月。

第二天早上六点二十分她打开了手机。没有消息。下楼。自行车还是零电量。她背着车走到马齐尼门的充电站。等屏幕升到六十。然后从另一个平台拿了早上的第一件包裹,一个有合同的平台,一个每件配送少付五欧元的平台。

那是法令的第一天。罗马的九亿三千四百万欧元。奥罗拉一分都没有。奥罗拉只有规则。规则每件配送少付五欧元。

Everyday 039 — 一分四十七秒的语音消息

Thu, 30 Apr 2026 00:00:00 GMT

阿里·阿尤布,黎巴嫩民防救援人员,在四月二十八日傍晚于马吉达勒-祖恩,以色列在十八分钟间隔向同一栋建筑投下的两次空袭中的第二次时被杀,他的下葬于次日下午十八点在提尔伊斯兰墓地东区进行,那时太阳还高悬在海面上,沙子在白天里被晒热,而到了傍晚比水泥更能保留热量,正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哈桑,阿里的弟弟,告诉我)在他家里它被叫做「大地的安息」,这个表达阿里和哈桑的母亲苏阿德也一直用来形容其他缓慢冷却的东西,比如刚出炉的面包,或者刚停止下地干活不久的亲戚的手。

哈桑,三十一岁,提尔土地登记处职员,三个儿子中的老二,他来到墓地开的是二〇〇七年的灰色丰田卡罗拉,这辆车原本是他父亲贾米尔的,贾米尔在二〇二二年去世后哈桑不愿意改变任何东西,这辆车在提尔以右翼板上的划痕和仪表盘上仍装着的卡带架而被所有人认得;哈桑比仪式提前了四十分钟到达墓地,把车停在大门外,在达赫尔家的无花果树下,达赫尔家里哈桑已经不认识谁了,但无花果树认识他,因为他在七月里连续十五年到墓地探望祖父哈立德、然后是拉妮亚姑姑、然后是两个表兄,每次都吃过那棵树上新鲜的无花果。

仪式很短。马吉达勒-祖恩的伊玛目也是不久前才到的,因为马吉达勒-祖恩离提尔有四十分钟的车程,而马吉达勒-祖恩的伊玛目下午三点为第一次空袭中遇难的两个平民之一举行了另一场葬礼,他诵读了开端章。卡里姆·阿尤布,阿里和哈桑的哥哥,四岁马哈茂德的父亲,撒下了第一捧土。第二捧是哈桑的。第三捧是苏阿德,母亲,七十二岁的她确实弯下腰到墓穴边缘,用右手撒下泥土,左手不依靠任何东西,而这件事,后来哈桑告诉我,是他领悟到母亲已经决定阿里将是她最后埋葬的儿子的那一刻。

二十二点哈桑、卡里姆和苏阿德都在卡里姆家,卡里姆的妻子拉娜为大约二十位客人准备了鸡肉饭,四岁的马哈茂德从二十一点四十分起就在儿童房里睡觉,哈桑在卡里姆家从来都不曾感到自在,即使在这一切之前,因为卡里姆家里满是孩子们的声音,而哈桑三十一岁还没有孩子,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听苏阿德和邻居谈论实际事务,谈论谁第二天会带库斯库斯,谁会去市政厅领取死亡证明,谁会和民防局谈手续。

二十三点四十哈桑对母亲说他得回家了,母亲说去吧。哈桑出去了。他走到停在无花果树下的丰田卡罗拉旁(那棵无花果树还是同一棵,即使在夜里,即使在四月底提尔几乎满月的月光下)。他把自己关在车里。他把电话音量调到最大。他把电话放在仪表盘上。他打开WhatsApp。他进入了与阿里的聊天。最后一条消息是四月二十八日二十一点十八分发送的一分四十七秒的语音留言,在第二次空袭前十八分钟,哈桑当时没有听,因为二十一点十八分他正站在冰箱前拿一瓶水,而二十一点二十二分卡里姆的电话打来告诉他阿里在马吉达勒-祖恩,有空袭,他正在进入,哈桑把电话装进裤兜里没有打开那条语音。

他按下了播放。

阿里的声音是阿里的声音,平静,因为吸烟而略微沙哑(阿里抽烟已经十五年了,他一直对母亲隐瞒,就像一个男孩把香烟藏在抽屉里一样小心),阿里说:「哈桑,我在马吉达勒-祖恩,八号街的那栋楼,第一次空袭是十分钟前的事,里面还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孩子,他们告诉我他和马哈茂德同岁,他四岁,他也叫马哈茂德,他很好奇,我们和比拉勒和艾哈迈德的小队一起进去,你知道今天这里大家都知道,你知道我们在这里都知道什么」(他用「你知道我们在这里都知道什么」来指double tap,因为在民防局他们就这么叫,「我们在这里知道的事」,百分之八十的操作员都知道,但还是会进去)。然后是一段长长的沉默,在沉默中可以听见街上的声音和阿里的呼吸,他的呼吸更短促了。然后阿里低声说:「如果我没回来告诉苏阿德,我吃了她星期二给我做的饭」。听到金属的声响,可能是一扇门。语音留言结束了。

哈桑把电话留在仪表盘上。他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坐着,听之后的沉默。他把电话从仪表盘上拿起。关掉。重新发动了车。回到卡里姆的家。马哈茂德还在儿童房里睡觉。

Everyday 038 — 勒紧腰带

Wed, 29 Apr 2026 00:00:00 GMT

那个孩子我认识他。他叫伊德里萨·萨瓦多戈，二十三岁，来自距离吉博二十公里的孔戈村，他母亲在通往马里的路边的七块小田里种高粱。二〇二四年一月的一个早上，他和村里的另外六个人一起被带走了。他们说是志愿兵。他们让他签字。伊德里萨画了十字，因为不会写字。

我找到他的检查站位于距离吉博二十二公里处，在切割苏姆草原的红色道路上。一块夯实的土地，一个穿了洞的金属桶充当哨兵，一张红木长凳，三位年长的VDP坐在上面吐西瓜籽。Volontaires pour la Défense de la Patrie，人们这样叫他们。伊德里萨是其中之一。伊德里萨站在桶旁，步枪挂在肩上，背带是为别人调整的，因为对伊德里萨来说步枪挂在腰带下面，走路时拍打他的大腿。这是本周的第四班。是星期二。

无线电里能听到指挥官从博博迪乌拉索说话。他断断续续地说，设备很旧，耗尽的电池比往常更快地耗尽，没人有车去吉博买别的。指挥官问谁值班。索里中士回答"伊德里萨·萨瓦多戈、布卡里·韦德拉戈、马哈马杜·塔尔，还有我。"指挥官说了什么听不见。索里重复"收到。"

一个女人推着小推车经过。三十五岁，富拉尼人，穿着靛蓝色衣服。推车上有两个孩子。小的，两岁，用双手捂着脸。大的，七岁，抓着小的的衣服。女人在检查站前停下。马哈马杜用脚停住推车。

"你去哪里。""去吉博的医院，小的发烧三天了，必须见医生。""你从哪里来。""从通戈马耶尔。"

马哈马杜看着索里。通戈马耶尔自二月以来就在红色区域。索里拿起无线电，打开它，报告。无线电里的指挥官说了什么，然后是更清楚的什么，然后是听得见的什么。"扣住她。"

伊德里萨想着高粱。他想到五月孔戈开始播种。他想到布卡里，他的兄弟布卡里，他们也叫了他，但布卡里生来腿就歪了，他们把他送回去了，他留在了村里，是他现在为母亲种高粱。伊德里萨想着推车。伊德里萨想到那个小的孩子和他妹妹阿米娜塔在二〇〇九年因为没及时到吉博医院而死于疟疾时一样大。

女人明白他们在扣留她。她从推车上下来。她把小的抱在怀里。她拉着大的的手。她开始向吉博走去，把推车留下。

索里喊"停下。"

女人不停。

索里第二次喊，用法语："arrête。"

女人走得更快。

无线电里指挥官喊"tirez。"

马哈马杜举起步枪，开火。布卡里，另一个布卡里，举起步枪，开火。索里举起步枪，开火。女人倒下。小的倒下。大的跑。他们也朝大的开火，朝他的背开火，他走了十二步后倒下。红色道路上留下三具尸体。

伊德里萨举起步枪。瞄准它。枪管颤抖，枪托打在他肩上，松垮的背带从他手臂上滑下去。伊德里萨放下步枪。他用双手握着步枪，放低，站在那个穿了洞的桶前。

索里看见他。什么也不说。

马哈马杜和另一个布卡里走向推车。索里留在桶旁。他看着伊德里萨。伊德里萨看着索里。两秒钟他们对视。然后索里转身，拿起无线电，说"已制服。三个。"

无线电里的指挥官说"干得好。"

三天后，在吉博的营地，指挥官办公室前，索里告诉伊德里萨他被调动了。"孔古西。明天早上五点出发，皮卡车在那里。"

孔古西是埋伏地带。三月份四个年轻人没从孔古西回来，两个是伊德里萨村里的。

伊德里萨在出发前的晚上去宿舍。他从床友的口袋里拿了一支炭笔。他在石灰墙上用一个不会写字的人的字迹写：伊德里萨·萨瓦多戈，苏姆，高粱。他点上句号。他把铅笔放在床头柜上。他躺下。

早上五点他上了皮卡车。在孔古西检查站是相同的土地，相同的桶，长凳不同。有三个他不认识的VDP。他们自我介绍。伊德里萨自我介绍。他站在桶旁。他从肩上取下步枪，看着它，调整背带。背带很长，是为别人调整的。伊德里萨调整它。他把它重新挂在肩上。现在步枪挂在他髋部，正合适的高度。背带是为他调整的。

Everyday 037 — 從未

Tue, 28 Apr 2026 00:00:00 GMT

四月十七日当地时间十四点四十分,十五人从N'djili机场的大巴上下来。跑道在他们身后。Venus Village的大门在前面。这是一扇天蓝色铁皮的大门,酒店的名字用黄漆写着。

他们二十九小时前从Houston出发。他们是哥伦比亚人、厄瓜多尔人、秘鲁人。他们是协定的头一批十五个人。

哥伦比亚人是第十二个下车的。他右手提着遣返用的塑料袋。袋里装着:一件白衬衫、一双袜子、一支毛已经磨损的牙刷、一个装着证件的封口信封。

Venus Village的主管叫Lukombo。他用法语自我介绍。他分发房间钥匙。钥匙有六把。房间有十五间。每间住三人。

二〇七号房在二楼。有两张单人床和一张折叠床。一个秘鲁人已经在最里面那张床上。哥伦比亚人之后立刻来了一个厄瓜多尔人。哥伦比亚人选了折叠床。

签证是七天。遣返文件上这样写。Lukombo也用法语这样说,哥伦比亚人听不懂。一个厄瓜多尔妇女翻译。从十七日起七天。二十四日到期。二十四日之后文件什么也没说。

第一天十一点水断了。哥伦比亚人在浴室。水龙头发出咳嗽似的声音然后停了。哥伦比亚人拿着房间里的空瓶子下到一楼。

吧台在入口右边。有一个穿红衬衫的服务员。哥伦比亚人给他看瓶子。说:agua。服务员看着。不回答。

吧台旁椅子上一位刚果妇女说了一个词。她说:mai。哥伦比亚人看着她。妇女重复:mai。她指着瓶子。哥伦比亚人说:mai。服务员微笑。从吧台冰箱里拿出一瓶一升半的水。递给他。

哥伦比亚人说:mai。又说一遍,因为第一次没说对。

第二天水九点断。哥伦比亚人下楼。说:mai。服务员给他瓶子。

第三天水十点二十分断。哥伦比亚人下楼。说:mai。

第四天水八点十分断。哥伦比亚人是第一个下楼的。吧台刚刚开。服务员正在把瓶子摆在架子上。他转向哥伦比亚人。哥伦比亚人说:mai。

服务员给他瓶子。在松手前,他用手停在瓶颈上。他用法语说:comment vous appelez-vous。哥伦比亚人不回答。服务员换语言。慢慢地用西班牙语说:cómo se llama。

哥伦比亚人说出自己的名字。完整地说出来:名、第一姓氏、第二姓氏。

这是他第一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说出自己的名字。

服务员说:我叫Bisengo。Bi-sen-go。哥伦比亚人重复:Bi-sen-go。服务员微笑。

哥伦比亚人拿着瓶子上楼回房间。

第五天水七点断。在太阳到达庭院之前哥伦比亚人就下楼了。Bisengo已经在吧台。吧台的黄灯亮着。塑料钱箱放在架子上。

哥伦比亚人说:mai。Bisengo给他瓶子。整瓶递过来,没有在瓶颈处停顿。

Lukombo从走廊门进来。在距吧台三步远处停下。用林加拉语对Bisengo说了什么。话很短。Bisengo回答。回答更短。

Lukombo看着哥伦比亚人。哥伦比亚人双手抱着瓶子。Lukombo没对他说什么。他转身。从走廊出去。

Bisengo从吧台后面的一个壶里取出一指芒果汁。倒进一个塑料杯。递给哥伦比亚人。说:para usted. Mañana también。

哥伦比亚人说:gracias。

他上楼回房间。把瓶子放在床头柜上。把芒果汁的杯子放在旁边。喝掉一半的果汁。坐在折叠床的边上。

签证三天后到期。

哥伦比亚人打开塑料袋。拿出装着证件的封口信封。找写有妹妹在Quibdó的电话号码的那张纸。纸在。号码是用蓝墨水写的。笔迹已经褪色。

明天他要拿着空瓶子和信封下到吧台。对Bisengo说:mai。然后给他看那张纸。Bisengo会明白。

妹妹接电话时,哥伦比亚人会告诉她他很好。会告诉她签证星期六到期,他不知道星期一去哪里。会告诉她他在一个叫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在一个叫金沙萨的城市,但金沙萨他什么都没看见,因为五天里他从来没有走出过Venus Village。会告诉她他在一种新语言里学会了一个词。会把那个词说给她听。

Mai.

Everyday 036 — 马歇尔敦

Mon, 27 Apr 2026 00:00:00 GMT

琳达·豪泽的表哥名叫布莱恩·豪泽,三十九岁,在锡达拉皮兹辖区担任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的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s官员已有九年,四月九日星期三下午两点十二分,在琳达正于Hy-Vee停车场把购物袋装进后备箱时,他给她打了一通三分十二秒的电话:工作上一切都好吗,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新面孔,一个像问候一样提出的问题,琳达说没有,只有沃利,他刚休假回来,布莱恩笑了说沃利沃利,然后他们道别。

布莱恩在二〇二五年的感恩节,在他母亲家,面对着火鸡,曾说做得不够,琳达点头同意,因为布莱恩为家中最小的表妹珍娜支付了马歇尔敦社区学院的第一学期学费,两年护理课程,凭着那三千六百美元让表妹免去了贷款。布莱恩是家族里最富有的表哥。

四月六日,在马歇尔敦JBS Beef Plant的B排十四号工位上,有一个人开始工作,他叫埃斯特万·梅希亚,四十一岁,三月十七日从德州麦卡伦坐灰狗大巴抵达马歇尔敦,身份不合法,被在二〇二五年许可证更新中失去工人后填补空缺班次的分包公司雇用,他用十八厘米的Victorinox刀,弯刃,黑色防滑刀柄,器材主管在第一天交给他的、刀柄上用冲头打着抽屉编号的那把刀,给前肩肉去骨。

马歇尔敦JBS Beef Plant的车间是一个三十八米乘二十二米的平行四边形,八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十四米高的天花板,空调管道全年将去骨区维持在四度,八十七个工位分布在从A到E的五排上,每个工位上方一盏四十瓦的LED聚光灯消除阴影,因为在阴影中去骨会产生差错,而去骨的差错是格里利计划计算出的成本:如果切件被丢弃则每公斤一百一十美元,如果OSHA来检查则一千四百美元。琳达从她在C排十三号工位的位置,正前方看到B排从九号到十六号,斜视看到A排从十一号到十四号,站着不偏头看到B排十四号工位,在那里埃斯特万的左手扶着肌肉。埃斯特万的左手不抖。这是一只在抵达麦卡伦经塔帕丘拉之前在克萨尔特南戈砍了十四年甘蔗的手。他去骨的肉块重九点七公斤。埃斯特万每小时做一百二十块。车间平均是一百零五。沃利·帕特森,六十一岁,每小时看他两次。

下午两点四十七分,琳达从工作服的口袋里拿出手机打开。手机是iPhone 12,红色保护套。她打开消息App。打开和布莱恩的对话。布莱恩最后给她写的话是周日发的:周日来吃饭。琳达没有回复。琳达写道:十四号B排有一个,我明天说。她按下发送。消息从草稿变成已发送。下面出现了已送达的对勾。琳达把手机放回口袋。她站着看埃斯特万。埃斯特万从未见过她。她看了埃斯特万两分钟十七秒。然后她回到面前的肉块。

下午两点五十分沃利大喊。埃斯特万切错了一刀。前肩肉块进了废料带而不是二次切割。沃利让B排在十四号停下来重新定位。琳达在C排十三号听见沃利说梅希亚,再做一遍。琳达举手。琳达大声对沃利说,沃利交给我,我重做。沃利看了她一眼,转身,说好的豪泽。埃斯特万的肉块被传给琳达。琳达把它从传送带上拿回来。重新放在台面上。重做一遍。三分钟。传到二次切割。这一排重新启动。

下午两点五十五分琳达看埃斯特万。埃斯特万看她。一秒钟。埃斯特万低下头。继续去骨。他的左手不抖。琳达打开手机。打开消息。和布莱恩的对话。消息还在那里。琳达长按。选项出现。她按删除。确认请求出现。她按从所有人那里删除。消息消失。出现一行字:此消息已被删除。琳达把手机放回口袋。琳达不知道布莱恩之前是否读过。

晚上十点下班警报响起。琳达十点十一分从更衣室出来。走向停车场。四辆车窗贴膜的黑色Chevrolet Tahoe呈马蹄形停在男更衣室出口前,引擎运转,大灯熄灭。八名身穿黑色战术背心、背后印着黄色POLICE ICE字样的执法人员呈半圆形静止站立。埃斯特万·梅希亚十点十三分从男更衣室出来。两名执法人员朝他走去。一人一边抓住他的手臂。让他把双手放到背后。给他手腕戴上黑色塑料束带。把他押送到第二辆Tahoe。让他坐到后座。车门关闭。整个过程持续五十八秒。

琳达静止地站在六米外。她右手握着车钥匙。钥匙扣是珍娜在圣诞节送给她的金属橡子。一辆Tahoe启动。其他三辆跟随。车队向右拐向West Lincoln Way。尾灯变小。琳达一直看到它们消失。停车场回到建筑物南侧空调的声音。在B排十四号工位上,Victorinox刀放在台面上,抽屉编号朝上。琳达打开手机。打开消息。和布莱恩的对话还开着。此消息已被删除那一行在最上面。琳达看着屏幕。她不知道布莱恩之前是否读过。她永远不会知道。

Everyday 033 — 门把手

Fri, 24 Apr 2026 00:00:00 GMT

于是我走进客厅,家具上已经盖好了Safiya昨晚动身去Shubra之前铺上的床单,白色床单带红色边缘,那是母亲一九九二年在Attaba的市场上买来的,我看着被盖住的桌子,想起母亲曾在同一个位置星期天早上给我倒黑茶,我看着被盖住的沙发,想起父亲坐在那张沙发上读《Al-Ahram》,那张沙发当时是瓶绿色的丝绒,如今变成了一种我从没弄明白的深色布料,我想着星期一八点推土机就要来,我必须快点收拾完。

今天是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我对自己说着,好像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星期一八点推土机就到,我必须在星期天晚上之前弄完。星期二这座房子就会变成一堆砖头,里面关着我童年的回声,再也没有人能听见。我六十四岁,出生在这座房子里,Galaa二十四号,三楼,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父亲在三年之前,五九年,从一个移居加拿大的亚美尼亚商人手里买下了这套公寓;价格是三百埃及镑,父亲花了七年才付清。二〇〇三年他去世时,留给我这座房子,还有一块Tissot怀表,如今就在客厅桌上的鞋盒里。

鞋盒。鞋盒是纸板的,原本装着我九十五年在Zamalek买的一双四十二码Bata皮鞋。里面我放了五件东西。父亲的表,带铜链的Tissot,从二〇一五年起就走不动了。Alphonse Daudet的《Tartarin de Tarascon》,Flammarion版,一九三二年,父亲用法语读过,我三次拿起都没读完。《Les Misérables》第一卷,同一版本。《L'Étranger》,七八年的袖珍版。还有我和Safiya的结婚照,九一年六月十日,中间是Safiya,穿着她姐姐给她缝的白色婚纱,两边的亲戚今天我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五件东西。盒子几乎满了。还能再放一件,或许两件。在Shubra我们租下的公寓有三十二平方米,在一栋没有电梯的楼的七层;我们谈了三个月,房租是每月八千镑,是市政府为Galaa二十四付给我们的一半,每平方米两千四百镑,一共一百十六平方米。这笔账连小孩子都看得明白。Safiya说:Mohamed,别带太多旧东西,没地方放。我说好的,Safiya。

我走进厨房。打开吊柜,看见父亲的工具箱,绿色的铁皮箱子,盖子已经合不拢,从六十年代起父亲就一直放在冰箱上。我把它拿下来。找到那把一字螺丝刀,红色木柄,我还记得它在父亲手里的样子。我回到大门前。

门把是黄铜的,六三年父亲让人装上的,因为原来那只在入住那天就脱落了,父亲找来小区里的一位工匠,选了黄铜而不是铁,因为黄铜不会生锈。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拧过一个门把;双手不知道该怎么动。我把螺丝刀插进槽里。螺丝已经锈住了,第二次就把头拧花了。于是我拿起厨房的刀,一把Safiya切面包用的钢刀,在门把和门之间撬。第四次尝试之后门把松了,一阵小小的震动留在我的手腕上。

我把它攥在右手里。凉的,比我想象的轻一半。门上现在留着一个方形的洞,原本是螺丝和圆柱体的位置。我不看那个洞。我看门把。

我回到客厅。打开盒子。五件东西。我看着《Tartarin》。这本我从没读完的书。把它从盒子里拿出来。放在地板上。把门把放在它原来的位置。关上盒子。

我站了一分钟,看着地板上的那本书。然后把它捡起来。我下楼,右胳膊夹着盒子,左胳膊夹着《Tartarin》。四层楼。一楼门洞里堆着邻居们留给回收人员的东西:纸,破布,歪了的锅。我把《Tartarin》放在纸堆上面。看它一秒钟。然后走上街。

Ramses大街,车站,开往Shubra的火车。我挨着车窗坐下,盒子放在膝上。火车开动。我望着窗外。我想:《Tartarin》是一本我从来没有读完的书,而父亲从来不知道,我永远不会读完《Tartarin》。

盒子现在更沉了。那只门把。

Everyday 032 — Cananea

Thu, 23 Apr 2026 00:00:00 GMT

那一天,祖父是在十一点签的字。他在广场上,在工会总部门前,签下了那张纸,用的是一个从埃尔莫西约开车赶来的联邦官员递给他的笔。那官员很年轻。他的鞋子是干净的。祖父望着他,像他年轻时望着矿上的工头一样。没有怨恨,也没有敬意。就是那样。

广场上满是人。留下来的那些人都在,最后的那一批,一百来个老人。祖父会说,我们是一百人,可我们曾经是两千。我从不纠正他。确切的数字我知道。他们坚持了十八年。十八,compadre,十八。罢工第一天出生的孩子,今天已经成年。埃尔莫西约来的那个官员把文件夹里的名字大声念出来。他按字母顺序念。念到O的时候,就念到了我的祖父。他没有看祖父的脸。他看的是签名。祖父的签名是一个大大的O,然后是一条平直的线,再是三个点。他从来没学会用别的写法签自己的名字。

我的祖父叫Efraín Osorio。和他同龄的人叫他Don Efraín,和我同龄的人叫他Don Efrito,因为谁也不记得他的中间名了。他七十八岁。从2014年起就丧偶了。三年前,我父亲死于矽肺病。本该比他早走的那些人,他都活过了。

离开广场后,祖父说他要走路回家。三个街区。我说我陪他。他说,来吧,但别说话。我们就这样走。沉默地走了三个街区。有几条狗在叫。我说不清是不是对我们叫。

回到家,祖父在门廊上脱下鞋,把鞋靠着墙排成一排。他总是这样放。我们进了屋。家里和平常一样,2024年10月的日历还挂着,祖母的圣像卡片镶在冰箱上,破了柄的杯子放在水槽旁。我煮了两杯咖啡。不是好咖啡,是罐子里的那种,平日喝的那种,祖父向来喝的那一种。Don Efraín在家里不喝好咖啡。他说,好咖啡要在外面喝,在矿区的酒吧里喝。是他过去说的。矿区的酒吧从2019年起就关门了。

我们走进祖母的房间,那也是放衣柜的房间。屋里有三个衣柜。祖母的,父亲的,祖父的。祖父的衣柜,在我小时候从没有在我面前打开过。他现在打开了,十八年来第一次。里面只有一件工装。一件蓝色的矿工工装,领子沿着缝线裂开。领子上,用黑色马克笔写着一个号码:1204。那号码是他的。是2007年,最后一班工的。

工装从衣架上掉了下来。我不知道是因为衣架旧了,还是因为祖父扯了它。它掉了。我弯腰去捡。祖父站着不动。我拿起工装,抖了抖,把灰尘抖掉,说:祖父,你已经交过了。我这里,交过三个冬天。你那里,交过十八年。

你懂吧,compadre。

祖父没有回答。他还坐着。然后他站起来。他从我手里把工装接了过去。他把它叠成三折。先把左袖折到胸前。然后把右袖压在上面。再沿着肩线对半折一次。三折。他把工装重新挂回衣架上。不是他往常的挂法。是我小时候的挂法,是祖母让我早上上学前叠好挂起时的那种挂法。

我没有向他指出来。就让他这样做。

当晚在工会的活动中心,我给三个朋友带去了啤酒。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别的矿工的儿子。我跟他们讲了这一天。我按顺序讲了三件事。祖父在那个穿着干净鞋子的官员面前签了字。祖父打开衣柜,工装掉了下来。祖父把工装按我六岁时叠它的方式叠了起来。然后我喝下自己的啤酒。朋友们什么也没说。他们沉默着。其中一个做了一个摊开手掌的手势,那是表示感谢的手势,在卡纳内阿,老人们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就会这样做。

Everyday 031 — 七号女工

Wed, 22 Apr 2026 00:00:00 GMT

车间五点三刻开门，我五点半就到了，因为床位离大门步行十分钟，步行十分钟就是我能思考的时间，思考就是不思考任何属于我自己的事，车间里有第一台织机预热的声音，有前夜去污剂的气味，有永远不熄灭的黄色霓虹灯光，因为关了再开比电费还贵，我的工位在左边第三排，七号包缝机，七在中文里不是吉利数字，但这是我十一年前领到的号，留给了我，没有人再记得，所以他们让我继续用。

车间里我们十八个人在做工，十八个里十二个是中国人，六个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是裁剪工和仓管，我们是快速裁剪和打包，工时是每天十二小时连做七天，星期天车间也不关门，谁星期天不来就被登记为黑，黑就意味着下一周给你排夜班。床位只有你干活才留得住。

十点我们有十五分钟的休息，四月二十号星期一早上十点，Strike Days到了第四天，大门口有一排纠察线，纠察线旁边停着一辆Sudd Cobas的面包车，面包车上有用意大利文和中文写的牌子，牌子上用大字写着8×5，我每天早上都从同一个地方读那些牌子，从二楼厕所的玻璃窗那里，每天早上看着面包车七点到，一直停到太阳落山，然后开走，每天早上我都想这辆面包车跟我无关，因为我是七号，七号不罢工。

但是星期一我的同乡Lao Chen来了，他三周前从via Pistoiese上自己的车间走出来签了字，他之后又有两个人签了，他的两个变成了八个，八个人有了一个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平台，星期一Lao Chen在纠察线那里，他透过玻璃窗看见了我，做了一个很小的手势，只做了一次，张开的手，我看见了那个手势，垂下眼睛，然后就回到七号机。

十点我出来休息。

我出来，没有去厕所，没有从热水瓶里倒茶，没有和同线的任何一个姐妹打招呼，穿过院子走到大门，大门开着因为是休息时间，面包车那里站着一个穿橙色派克大衣的意大利女孩，手里拿着一张表格，表格是普通纸，A4大小，那女孩看着我，什么也没问，我用意大利语对她说，我要签字。她的脸没变，把笔递给我。笔是送货单上用的蓝色圆珠笔，是仓管到处乱放的那种，我认出那支笔是从上面印的标志认出来的。我在面包车的车身上签字。我先用汉字签了名字，然后在下面用pinyin又签了一遍。Lao Chen不在，他去了另一个纠察线，这样反倒更好，如果他在，我就会像二楼厕所那样垂下眼睛，反倒在穿橙色派克大衣的意大利女孩面前，我什么都不用垂下。

我十点十五回去，按时回去，班继续干，折叠成四折的表格放在围裙里面的口袋里，那是弯腰时唯一不会打开的口袋。

晚上，在床位上，我给女儿打电话，中国那边是早上，女儿八岁，还不懂时差，她问我是不是已经睡了，我对她说没有，晚上就是晚上，然后我告诉她星期一我会多寄一点钱给她，比平时多一点，因为工作上发了预支款，她问我预支款是不是一个过节的词，我对她说是的，是一个过节的词，她笑了。然后她挂了电话，因为奶奶叫她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