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祖父是在十一点签的字。他在广场上,在工会总部门前,签下了那张纸,用的是一个从埃尔莫西约开车赶来的联邦官员递给他的笔。那官员很年轻。他的鞋子是干净的。祖父望着他,像他年轻时望着矿上的工头一样。没有怨恨,也没有敬意。就是那样。

广场上满是人。留下来的那些人都在,最后的那一批,一百来个老人。祖父会说,我们是一百人,可我们曾经是两千。我从不纠正他。确切的数字我知道。他们坚持了十八年。十八,compadre,十八。罢工第一天出生的孩子,今天已经成年。埃尔莫西约来的那个官员把文件夹里的名字大声念出来。他按字母顺序念。念到O的时候,就念到了我的祖父。他没有看祖父的脸。他看的是签名。祖父的签名是一个大大的O,然后是一条平直的线,再是三个点。他从来没学会用别的写法签自己的名字。

我的祖父叫Efraín Osorio。和他同龄的人叫他Don Efraín,和我同龄的人叫他Don Efrito,因为谁也不记得他的中间名了。他七十八岁。从2014年起就丧偶了。三年前,我父亲死于矽肺病。本该比他早走的那些人,他都活过了。

离开广场后,祖父说他要走路回家。三个街区。我说我陪他。他说,来吧,但别说话。我们就这样走。沉默地走了三个街区。有几条狗在叫。我说不清是不是对我们叫。

回到家,祖父在门廊上脱下鞋,把鞋靠着墙排成一排。他总是这样放。我们进了屋。家里和平常一样,2024年10月的日历还挂着,祖母的圣像卡片镶在冰箱上,破了柄的杯子放在水槽旁。我煮了两杯咖啡。不是好咖啡,是罐子里的那种,平日喝的那种,祖父向来喝的那一种。Don Efraín在家里不喝好咖啡。他说,好咖啡要在外面喝,在矿区的酒吧里喝。是他过去说的。矿区的酒吧从2019年起就关门了。

我们走进祖母的房间,那也是放衣柜的房间。屋里有三个衣柜。祖母的,父亲的,祖父的。祖父的衣柜,在我小时候从没有在我面前打开过。他现在打开了,十八年来第一次。里面只有一件工装。一件蓝色的矿工工装,领子沿着缝线裂开。领子上,用黑色马克笔写着一个号码:1204。那号码是他的。是2007年,最后一班工的。

工装从衣架上掉了下来。我不知道是因为衣架旧了,还是因为祖父扯了它。它掉了。我弯腰去捡。祖父站着不动。我拿起工装,抖了抖,把灰尘抖掉,说:祖父,你已经交过了。我这里,交过三个冬天。你那里,交过十八年。

你懂吧,compadre。

祖父没有回答。他还坐着。然后他站起来。他从我手里把工装接了过去。他把它叠成三折。先把左袖折到胸前。然后把右袖压在上面。再沿着肩线对半折一次。三折。他把工装重新挂回衣架上。不是他往常的挂法。是我小时候的挂法,是祖母让我早上上学前叠好挂起时的那种挂法。

我没有向他指出来。就让他这样做。

当晚在工会的活动中心,我给三个朋友带去了啤酒。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别的矿工的儿子。我跟他们讲了这一天。我按顺序讲了三件事。祖父在那个穿着干净鞋子的官员面前签了字。祖父打开衣柜,工装掉了下来。祖父把工装按我六岁时叠它的方式叠了起来。然后我喝下自己的啤酒。朋友们什么也没说。他们沉默着。其中一个做了一个摊开手掌的手势,那是表示感谢的手势,在卡纳内阿,老人们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就会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