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镯子是我母亲的，再往前是她母亲的，成婚那天她给我戴在手腕上，从那以后我再没摘下来过，洗东西不摘，揉面也不摘，可萨尔多尔动身前的那个晚上，我把它摘了下来，拿到安集延巴扎那条路上的当铺，那里有个戴眼镜的男人，用一杆小秤称金子，他称了称，说了个数目，那数目差不多够一张去维捷布斯克的车票，我又从厨房的罐子里凑齐了剩下的，糖罐和茶罐，萨尔多尔就这样走了。

那个星期走的人很多。两百五十五个，后来广播里这么说，都是我们州的，都往白俄罗斯去，因为那边有活儿，这边没有，萨尔多尔说，秋天还要走五千个，五百个一批，他说这话的样子像是在说一件好事，像是在说地里下了雨。

他动身的那个早上，我在他包里放了干面包、干杏和一包凉抓饭，还有厚羊毛袜子，因为都说那边夏天也冷，他笑着说娜西巴我不是去西伯利亚，我是去干活，我还是把袜子放了进去，因为母亲已经不在了，做妻子的就得做母亲会做的事，到了门口我没有紧紧抱他，因为当着别的男人不能那样，我只碰了碰他的袖子，他就和别人一起上了小巴，小巴里满是从车窗往外招手的男人，没有人哭，因为出门干活不是灾祸，是福气，人人都说是福气。

接着三天他没打电话，我打扫本已干净的屋子，看着手腕上那块空出来的地方，因为你把戴了二十年的东西摘下来，那地方还在，底下的皮肤更白，我转着手腕，却没有什么可转的了。

后来他打来了。因为那边时间不一样，是清早，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断断续续，我立刻就觉出有什么不对，因为一个好好的男人不会六点打电话，一个好好的男人会等到晚上再讲。

他说位子有，活儿也有，可工钱是五百，从工钱里还要扣掉床铺，扣掉伙食，剩下的什么也不是，不够往家里寄，连他自己也不够，他们十二个人挤在一个棚屋里，只有六张床垫，已经有人写了信请求回来，他低声对我说着，像是在坦白一桩羞耻，话与话之间是那条要钱的线路的沉默。

我用戴镯子的那只手握着电话，用那只没有镯子的手，我想着当铺，想着戴眼镜的男人，想着那杆小秤，因为他要是现在回来，车票的钱没了，镯子也没了，回不来了，因为典当是有期限的，过了期限，金子就不再是你的了，我想我可以对他说留下，咬咬牙，一年，也许一年里会有什么改变。

我可以对他说留下。他没有求我。他在等我说，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分量重的事他不一个人决定，哪怕我们隔得很远，也是两个人一起决定。

我张开嘴，想说留下。

我却说回来。

我说了，接着又说了一遍，因为线断了，我不知道他听见没有，我说回来，萨尔多尔，坐火车回来，镯子不过是金子，金子是块黄石头，它不会哭，它在六张床垫的棚屋里不会冷，回来。他不说话。我听见他在呼吸。我听见，在他的呼吸后面，别的男人在用我们的话说着，远离家乡，在一间冷屋子里，我想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女人，正用一只缺了点什么的手握着电话。

他说好。他说我回来。他又说了句钱的事，说他惭愧，我说钱算不了什么，这不是真话，钱是要紧的，我母亲和她母亲的镯子是要紧的，可有时候一句不真的话，是唯一该说的话，我就对他说了。

我们挂了电话。

我留在厨房里，手里握着电话，看着手腕。镯子那块地方还是比周围的皮肤更白。我用拇指在上面来回摩挲，那里二十年来一直有金子的凉意，如今只剩下我手心的暖，我想，等萨尔多尔在安集延的车站下了火车，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我的手腕，因为他知道我给出的是什么，他会看见那块更白的地方，什么也不说，我也什么都不说，我们就那样站着，带着他的沉默和我光着的手腕，而回来的他，就是我戴在腕上的那份重量，比金子更凉，也更暖，两样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