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的那个页面整个早餐时间一直开在笔记本电脑上，因为尼尔已经把它开着好几个星期了，就像别人把天气预报开着一样，所以是他把屏幕转向她，说，你看，这一辆；道恩看了，隔着三米就认出了它，甚至还没读照片下面的说明，不是凭颜色，那些Carlton的绿是所有Carlton的绿，而是凭行李架上的焊口，那块父亲在十五年前一个星期六做的、用焊锡和扎带打的补丁，歪了一指宽就那么留着，因为他就是歪了一指宽把它留下的，他坚持说，弄直的是那些后来要往上头压重东西的人。

认出来这件事，对看着照片的她用了两秒，对先读图说的尼尔用了六秒，这是他做一切事情的方式；而在那四秒的差里，道恩有时间想到了从那一刻起她再也不会停止去想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们家里父亲的自行车在地下室，在地下室已经六年了，每年圣诞节说到要清空地下室时都这么说，她自己也说过，说过好几次，用的是那种对没有什么可决定的事情才用的平静声音。

尼尔把案件编号大声读了两遍，第一遍是给自己，第二遍是给没有在记的她，然后他打了电话，在电话里说出那个焊口，说得很到位，向另一头显然从没见过家里自己修的行李架的人解释焊锡和扎带；他说话的时候，道恩站在桌边，两手搭在椅背上（椅背是弯曲的木头，朝阳的一面是温的，她用拇指在上面来回摩挲，直到摸到漆磕掉的那一处，又回去摸了两次，三次，像舌头回到一颗疼的牙齿上那样），什么也没说，因为什么也不说，在那个家里，向来就是同意所采取的形式。

她没有记下来。

物证库在警署后面，一条绿色树脂地面的走廊里，自行车靠墙排成一列，每一辆的前叉上都系着黄色的标签，一共十九或二十辆，这个数量比别的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一个街区；Carlton是从左边数第三辆，红色的Boardman，那辆公路车，是第四辆。那位警员，没有指控者的神情，而是必须填表的人的神情，把一本宽行的登记簿拉到跟前，拧开一支用橡皮筋系在手腕上的笔的笔帽，这件事，道恩很久以后会想，更糟，因为对指控你的人还可以抵抗。

他问他们是不是为Carlton来的，尼尔说是；接着他用问一件例行公事的口气问，上一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是对着道恩问的，看着道恩，因为拿着写有案件编号那张纸的是道恩。

回答的是尼尔，他这时已经挪开半步，好让登记簿进入视野，他说：从我们父亲去世算起，六年。他说这话时带着从来没有理由去核对的人那种平静的确信；关于六年他是对的，父亲是六年前十一月去世的，在这一点上她就算想反驳也不可能，而这恰恰是关键，因为在那个房间里，一句由别人说出来的真话，是这些年里降临到她身上的最接近庇护所的东西。

于是道恩做了那件事；或者说，她并没有决定，如果决定是只做一次的那种事的话，而是用人们做那些在抽象里已经决定过一千次、在具体里一次也没有决定过的事情的方式做了：她伸出手臂，把手放在红色Boardman的车把上，金属光滑，掌心下是凉的，没有焊口，没有任何可以辨认的东西，为的是告诉警员她的那辆就是这一辆。然后她没有把手拿开，说这话的时候一直放着，警员记录的时候一直放着，身旁的尼尔在喉咙里发出一个还算不上是词的小声音的时候也一直放着，那个声音，如果有人问她，她会形容成一个正在改账的人发出的声音。

警员把登记簿转了过来。

他让她从工作通道把红色那辆推出去。车座高了四指，她没有放低，因为在那里，在尼尔面前放低，会是一个认识这辆车的人的动作。绿色那辆过了一会儿用另一辆推车出来，推车的是一个看上去二十岁的穿制服的小伙子，他从下面托着车把，像托着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把它往尽头的一扇门那边推：它从离他们两米的地方过去了，那道歪了一指宽的焊口从离他们两米的地方过去了，两个人谁也没有看它。

尼尔替她扶着门，就像她希望他做的那样，多扶开了一秒钟，用看一条自己熟悉的街的方式看着外面的街。在人行道上，红色那辆装不进后备箱，于是他们走着回去，他在右边，她在左边，自行车在中间；说话的是他，因为说话是他的那一份，直到某个时候，并无恶意地，看着前方，他问她，你高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