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氏红五十岁了；五月一日凌晨四点三十四分，她坐在北江家中的厨房桌前，做泥瓦匠的丈夫还在另一个房间里开着收音机睡着，收音机播报着中北部地带山竹市场的消息（市场下跌百分之九，均价每公斤一万五千盾）；她已经把手机握在手里四十分钟了，自从——三点五十四分整，那个她不是用自己的眼睛、而是用手机的眼睛看到的三点五十四分，因为厨房里的时辰是由手机的钟标记的——女儿玲的视频通话从一个菲律宾号码打来，又在九秒后中断。

九秒：九秒里能装下什么；多少个词；多少个画面。通话时红一直在数秒（一个旧习惯，来自衬衫厂的那些年月，来自缝一只袖子，机器顺的话一只袖子六秒，皮带累了就八秒）；在那九秒里，她看见玲的脸，是特写，背景是一面浮着潮斑的白墙，那不是她们家的墙，也不是母亲认得的任何一户人家的墙；她听见玲的声音，那声音是玲的声音，却带着一种语言、一种语调、一种节奏，不是十个月前离家的那个玲的。

有过一个音节。玲说的是"妈姆"，不是"妈"；而"妈姆"——母亲知道，因为她去河内集市、还去河内集市的那些日子，听见过谅山省北部的姑娘们这样叫自己的母亲——不是她们家的发音：那是听中国电视、或听一个北方室友学来的发音；而在玲的声音背后，在那九秒里，还有另一个声音，男人的，说着普通话，那声音的语调，和她自己对一只扒开了食橱的狗喝"够了！"时一模一样："够了，挂掉。"

之后，等待时，红把厨房擦了三遍：一遍用湿抹布；一遍用干抹布；一遍用指尖沿着水槽的边缘抹过，去收拢丈夫从工地鞋底带回家的沙。北江的沙，发红。她想，那面浮着斑的白墙是不是在马尼拉；她想，她仿佛瞥见——一道反光，一道闪——在女儿右手腕上、睡衣袖子下面的那副薰衣草色塑料手铐（那睡衣：一种褪了色的米黄，母亲从没给她买过），到底是手铐，还是姑娘们如今戴的那种新式电子表。她想着这些，却不许自己回答。回答就意味着知道；知道就意味着决定；而决定，在厨房里，在凌晨四点，在一张中间有道裂缝、用草杯垫盖着的福米卡桌子前，还为时过早。

电话响了。同一个号码。红接了；她在视频里看见女儿，是特写：玲的眼睛是玲的眼睛，眉毛是眉毛，左下颌的那颗痣（父亲在同一处下颌上有过、由她继承下来的一颗极小的痣）是那颗痣。玲的声音很平静。她说："妈，一切都好，我在派出所，我没事，有警察。"玲说着北方的越南语，完美，书面，缓慢——那不是家里的越南语，那是为了被录音而说的越南语。

红决定不问她在哪里；决定不问那是否真是警察；决定——在一段以呼吸而非以秒来计量的时间里——只问她一件事，一件女儿料想不到的事，一件女儿若能自由回答便会这样答、若不能自由便会那样答的事。

她说："玲，告诉我我们家狗的名字。"

玲沉默了两秒。（两秒：在厂里，连缝一只袖子都不够。）然后她说："喵。"

那狗叫心。喵是邻居的猫，是那只钻进她们家、来偷母亲搁在窗台上的干鱼头的猫。

红在视频里点了点头，好让女儿看见她点头。她说："乖。"她挂断了通话。

她推开厨房的窗。时令的雨打湿了院里的山竹，那气味——一种泥土和刚切开的红色果皮的气味——像第二个住客一样进了屋。她拨了越南驻马尼拉领事馆的号码（五个月前，她抱着但愿永远用不上的心思，把它记在一张水费单的背面）；她等了三声铃；当一个男人的声音用正式的越南语接起，红缓缓地、以诵祷者的节奏说："我女儿黎氏玲，二十七岁，活着，被一些中国男人扣在菲律宾，今天是五月一日，现在四点四十二分，请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