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裡十一點五十分，Liudmyla把燒茶的水放進一口鍋——三月時她用檸檬洗過這口鍋，因為Ivan從前線打來三分鐘的電話，說家裡沒人知道怎麼去除鍋裡的水垢，而他在戰壕裡學會了用檸檬，Liudmyla掛斷電話後走進儲藏室，拿出平時泡茶用的檸檬，切成兩半，一口接一口地洗了全部三口鍋，與此同時，Saltivka的居民正在樓下為又一次警報疏散；今晚這口鍋還是乾淨的，水像電話打來之前那樣沸騰，像戰爭之前，像Ivan之前。收音機說停火從午夜開始。Liudmyla關掉收音機。

她在廚房的桌邊坐下。桌上擺著：一部有線電話。那是一部1989年的紅色Vef，她母親留下的，在儲藏室裡斷著線沉睡了二十二年，藏在節日用的桌布後面；三月裡，Ivan在又一次短暫的電話——如今這些電話就是她的生活——裡說，俄軍在Saltivka的電子干擾能把手機信號壓掉好幾個小時，有線電話再舊也能打通，於是她讓人把它重新接上。技術員在一個週六早上來了，一個三十歲的白俄羅斯小夥子，什麼都沒問，看了看銅線，清理了一個接頭，說線路還在，然後就走了，沒要錢，只說現在能響了——後來確實響過一次，四月一日，是Minsk打來的一個購物頻道推銷電話。冰箱上貼著一個蘋果形的磁鐵，磁鐵下壓著一張寫了Ivan手機號碼的紙條。她背得滾瓜爛熟。她已經讀了兩千遍。今晚她讀它，像讀禱文，不是為了記住，是為了讓它在眼前。

午夜零秒，她撥出那個號碼。

響。響。響。Liudmyla看著自己放在桌上的手。一動不動。手沒有顫抖。一個月前，指揮官打電話來說Ivan被調往Kupiansk附近的陣地時，她的手抖了。今晚沒有。今晚這是她母親的手，是她母親在開口說那些不該說的事之前放在桌上的那雙手。響。響。第五聲響過，有人接了。

「你好？」

是個女人的聲音，年輕，用俄語說「你好？」，不是烏克蘭語。Liudmyla有一秒鐘，只有一秒鐘，以為自己撥錯了。然後她明白不是，那是前線的人，一個戰友，說俄語，就像Saltivka一半的人那樣。這個聲音很年輕，二十歲上下，不困，不害怕，只是一個接電話的聲音。Liudmyla沒準備好如果有別人接會說什麼，因為三個星期以來她一直沒打這個電話。不是因為漠然。四月中旬的一個平常早晨，她在熨一件不屬於任何人的襯衫，她忽然明白：她想知道，但又不能打；她要的是那種剋制自己不打的特權，而不是等著接那通電話的人。今晚她打了，現在她沉默。

她掛斷。1989年的Vef有一種Liudmyla早已忘記的分量；話筒落回卡口時發出沉重物件特有的一聲悶響，Liudmyla把掌心留在話筒上，就像把掌心貼在一塊不再發燙的額頭上。

電話響了。

響得很響，因為1989年的Vef有一個機械鈴聲，金屬敲打金屬，這樣的鈴聲Saltivka幾十年沒聽過了，如今在停火的第一分鐘，它覆蓋了整個廚房，像一聲鐘響。Liudmyla在第一聲響過時拿起話筒。她說「你好？」，沒有氣息。

「媽，那是Sasha。她當時拿著電話。她看到一個陌生號碼，以為是指揮官，就接了。對不起。」

Liudmyla沒有說話。她聽見Ivan的呼吸，在呼吸聲下面有某種沙沙的聲音，可能是風，可能是無人機，可能什麼都不是。Ivan說「媽？」。她沒有說話。她想，自從他告訴她檸檬的事，他們就再沒有為這麼小的事聯繫過彼此。她想，停火不是為了他，是為了她，是為了讓她有三分鐘的通話，而現在她有了，卻不知道怎麼用。Ivan說「媽，你在嗎？」。她握緊話筒。

從廚房六樓的窗子望出去，東邊，一切都從東邊來，什麼也看不見。城市是熄滅的。Ivan在呼吸。Liudmyla沒有說話。她把1989年的Vef緊緊貼在耳邊。她留在那裡。留著。

「媽，你在嗎？」

Liudmyla看著冰箱上那張紙條。她第兩千零一次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