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远镜，一副与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自二〇〇三年以来使用的同型号的富士能7×50，即便不需要的时候也挂在费鲁乔的脖子上，即便海面平得无物可看的时候也挂着，因为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的重量（一种不佩戴它的人无法与围巾的重量区分但佩戴了九年的人如同感受自己心跳一般感受着的重量，不用去想，唯有当它消失时才意识到）已经变成了工作本身的重量，在西西里海峡沦为一块灰色的板从南向北移动、以洋流携带着漂浮的东西、不再漂浮的东西、进入水中之前曾是某种东西的东西的那些平静的值班时段里，正是这重量将费鲁乔留在巡逻艇上。九年之后费鲁乔已经能够通过望远镜区分空的救生衣和有人的救生衣，从它们移动的方式来辨读差异：空的随波起伏，像软木塞跟随水面一样没有自身重量地跟随水面；满的则固定在身体重量将它固定的那个点上，在运动之中静止不动，像一块不会滚动的石头。这种差异，在六百米处只有光线合适的时候才看得到，只有太阳低垂的时候，只有水面呈现出八点之前的清晨赋予海峡的那种介于灰色与银色之间的颜色的时候才看得到，是一个被海水随意带走的物体与一个因身体比洋流更重而海水无法带走的人之间的差异。

妻子在兰佩杜萨教数学，已经不再问他值班怎样了，不是因为不在意（她在意，以一种与每天晚上带着什么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回家的人一起生活的人所在意的方式在意着），而是因为费鲁乔还回答的时候答案总是一样的：一个数字，或者更确切地说三个数字，活着找到的人，死了找到的人，没有找到的人，那就是值班正如值班就是那三个数字，没有余数，没有评论，没有妻子也许想听到的叙述，那种将数字变成可以带上床而不至于让床变成大海的某种东西的叙述。九年之后那些数字，如果他把它们加起来（费鲁乔不这样做，因为加起来就等于倒过来看望远镜，全部一起看而不是一次看一个，全部一起看承受不了而一次一个可以），会产生一个费鲁乔不想知道的数字，其程度等同于他不想换掉左镜片上有一道划痕的那副望远镜，一道弧形的细细的划痕，在那里已经三年了，从兰佩杜萨南部一次夜间救援中望远镜摔到巡逻艇甲板上的那天起：那道划痕将焦点向左偏移了一毫米，并不妨碍观看，只是迫使动作做一个调整，一毫米，每一次，不用去想，费鲁乔已经习惯了，就像人们习惯一扇关不好的门，就像人们习惯一张吱嘎作响的床，就像人们习惯一切以不致命的方式坏掉的东西。

电话在四月十日六点十四分打来：一艘从利比亚出发的橡皮艇载有估计八十到九十人，已经十一个小时没有回应卫星电话，最后已知位置在兰佩杜萨以南七十三海里处，七十三海里对于二十八节的巡逻艇来说不过两个多小时，但对于橡皮艇来说，它不是船，没有龙骨，没有备用发动机，只是压缩在橡胶管中的空气，在三级风浪中弯折，灌进只进不出的水，在它本该托住的东西的重量下沉没，对于橡皮艇来说那是漂浮与不漂浮之间的距离。自年初以来已有近千人在地中海死亡，这个数字写在指挥官桌上的一份报告里，一份费鲁乔不读的报告，因为报告有图表、地图、航线、百分比，全是望远镜不显示的东西：望远镜显示的是起伏的救生衣，不起伏的救生衣，两者之间的差异。

九点四十二分，费鲁乔在西南方二百米处看到了什么，将望远镜举到眼前（左镜片上的划痕斜贯而过，视野在那个东西漂浮的位置被切断），像往常一样向左偏移一毫米，看到的是一件橙色救生衣随波起伏，空的；然后五十米处第二件，空的；然后一百米处第三件，不起伏，满的，静止在身体重量将它固定的那个点上。放下望远镜。报出坐标。巡逻艇转向。周围的海面上散落着其他救生衣，橙色的，有的空，有的满（满的是工作，空的是橡皮艇折断时没有救生衣的人，是身体和大海之间什么都没有地待在水中的人），是望远镜找不到的人，因为望远镜看到的是漂浮的东西，不漂浮的东西在水面之下，水面之下望远镜够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