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一整夜,打在铁皮屋顶上。六点半,去学校的路一直到小桥都是泥。内莉·纳科走在路边,走在草还撑得住的地方。
点名册装在油布袋里,袋口折了两道。
大门的钥匙在右边口袋里,是冷的。右手的中指从第二个关节起不能弯,自从一扇门在旧合页上关上那一次起,手指围住钥匙柄时合成四根,不是五根。
教师的罢工还在继续。二十五年十二月签的集体合同覆盖这四年,让瓦努阿图政府承担四十二亿五千万瓦图。二十四年十二月以来的欠款没有到。不管怎么说,合同在,而且是签了字的。
七点,最后一年的十四个人在大门外。考卷装在塑料文件袋里。毕业考试只考一次。
工会代表七点十分到,手里拿着电话,屏幕亮着那条消息。
他说,星期二总检察长办公室向最高法院提了紧急申请,要停掉罢工,让所有人回教室,直到最后的裁决。
他说出在任总检察长的名字,重音说错了音节。
他说,前一个星期五,同一个办公室对工会提起了民事诉讼,诉讼的号码他写在手背上。
内莉看手背上的号码。看不清,雨水从上面过去了。
代表说,去年有六百个人,停职和解聘,最高法院把一切都撤销了,六百个人里面有她。
“是我把你弄出来的,”他说。“我不是求你帮忙。”
他说,开门的人要签当天的出勤表,那张纸就是他们用来说罢工没有发生的东西。
“从二十四年十二月我们就在等。”
然后他说了那句短的。“钥匙你别转。”
大门开着一掌宽。锁六月坏了,没有换。链子垂在里面,挂在一个环上。
十四个人里有一个,萨姆,问是不是进去。
内莉说等一分钟。
“我姐姐两年前就这么做了,”萨姆说。“十二月她去了维拉港。”
代表叫萨姆回到其他人那里去。
路上传来钟声。敲钟的是一个一年级的男孩,他不知道今天不敲,他敲了八下,跟星期一一样。
代表朝声音转过头。然后又看内莉。他说,不管怎么说,决定是她做的。
内莉从右边口袋里拿出钥匙。
手围住钥匙柄合成四根指头。她把钥匙插进大门的锁里,转了一下。
那一声响,一直听到走廊上。
坏了的锁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它还垂在里面,挂在环上。
内莉把大门开到最大,站到一边。
十四个人两个两个地进去。因为泥,鞋拿在手里,放在走廊上,排成一排,鞋尖朝着墙。
代表留在大门外。
他说他记下来。
他把内莉的名字整个说出来,名和姓,像把一个名字放进名单时那样说一个名字。
然后他说,那张纸是她签,不是他。
然后他顺着路走了,朝另一所学校去,走在路边,走在草还撑得住的地方。
内莉最后进去。她从里面关上大门,把钥匙留在锁里。
在教室里她打开油布袋,拿出点名册。她从后面翻开,像她平常那样。
她发卷子。她说开始的时间。她说结束的时间。
萨姆举手。“可以用铅笔吗?”
内莉说用铅笔可以。
七点四十,十四个人开始。再说那个时候,东边窗子的光照到第三排,写字正好。
考试十一点二十结束。内莉从排的末尾往讲台这边收卷子。
她把名字写在点名册上,从后面写,一行一个。她写他们的教名。从三月起她就这么叫他们。
中午,她从校长室的柜子里取出当天的出勤表。印好的纸左上角是日期,下面分四栏:教师的名字、班级、进入的时间、签名,签名那一栏比另外三栏宽,因为在维拉港印的时候,有人定下签名占的地方比名字多。
她在自己那一行上签名。
柜子里,装纸的夹子旁边,有一包新本子,还包着玻璃纸,八月到的。
她把纸放回柜子,用柜子的小钥匙把柜子锁上。
大门的钥匙在锁里,在里面那一边。
隔壁的教室是关着的。从玻璃看得见椅子靠在课桌上。
路上洛伊莎走过,她在那间教室里教书,是代表的妻子。雨已经停了,她还把伞打开着。她走在路边,走在草还撑得住的地方,她不往里面看。
院子里,十四双鞋在走廊上,鞋尖朝着墙。
事实:瓦努阿图总检察长办公室请求最高法院停止教师罢工,让教师回到教室。十二月签的合同让政府承担四十二亿五千万瓦图。欠款没有到。(Vanuatu Daily Post,02026年10月16日。)
世界:在伊斯坦布尔,八十多年来最大的雨淹了城市:四人死亡,两千七百二十七人被从家里带出(NBC News)。在西科尔多凡,军队的无人机击中安库什附近的一辆卡车,四名平民死亡,其中三名女性,她们正要进城看病(Dabanga)。在瓜达拉哈拉,检察院在卡萨哈利斯科前为水举行的游行之后统计出三十九人被捕,七个男人仍在关押中(El Informador)。
变体:5。
Cristallo · Pneum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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