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来自米却肯的一个小镇，在加利福尼亚弗雷斯诺县的一个农场里做第五个采葡萄的季节，他叫乌瓦尔多·伦特里亚。农场他还是用老东家的名字来称呼，那人六年前就死了；用老名字称呼它，连他在办公室里说话时也是这样，从来没有人向他指出过。

点名在三点四十五分，天还黑着。天黑着，出门之前，他把帽带系在下巴底下，哪怕没有风。帽带他系着，是因为第一个季节，那时他的帽子掉进了水渠，被水冲走了。帽子是下一班的人捞上来的，湿透了，再也不成形状。从那次起他再没有不系帽带就出门。

他身后，第二排是埃夫伦，二十二岁，他的妻弟，第一个季节，新帽子。把他带进来的正是他。

至于一月里会发生什么，就是做第二年名单的时候，队伍里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这就是在场的人讲述的那个季节。

工会的女律师在八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来到农场，她说弗雷斯诺的一位法官撤销了新的工资规定，被那条规定拿走的钱可以回来，而且也回到那些没有把名字写进诉状的人手里，因为判决对承受了削减的人有效，不只对去签了名的人有效；然后她在一张纸条上留下一个号码，说晚上也可以打。

纸条乌瓦尔多接了，他说好，他说谢谢，他没有打。

他那一排有三个人打了，他们的姓氏进了工头要送到工资科去的名单。而在诉状上，全美国有十八个人写了名字，他们没有一个在那里干活；他们持有的许可只管一个季节，上面写着叫你来的那个人的名字。

每小时到底削了多少，队伍里每个人说的数目都不一样，确切的谁也没有知道过。那个大数目，里面有"十亿"这个词的，律师只说过一次，到那个星期六结束的时候，队伍里谁也没有留住它。

乌瓦尔多被回叫过四次，那几个季节里他从没有对谁高过声。从这里他得出了一条规矩，规矩就是不惹麻烦的人会回来。

这条规矩他没有告诉埃夫伦。他只教了埃夫伦一件事，每天早上用同样的话说：没有风也要系上。埃夫伦就系上。

工头叫纳乔，十二年前用同样的许可来的，现在回叫的名单由他来做。名单写在一张纸上，他整天把它夹在胳膊底下。那天早上，点名之前，他夹着那张纸沿着队伍走过去，大声说话，对所有人也对谁都不对："要是一月里发欠款，这里就要飞掉二十个位子，头二十个我已经知道了。"然后他在埃夫伦面前停下，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叫什么，一边问一边把它写在纸上。

纸上也有要送到工资科去的姓氏，纳乔开始念了。他念了伦特里亚。他念了一遍，然后又念了一遍。队伍静下来，打过那个号码的人都回过头。

举手是一秒钟就能做完的事，它意味着三月里现金上好几个星期的差别，那是家里钱用完的时候。手抬起来了。抬到了下巴，就在那里停在帽带上；他拉了拉，收紧了结，卡扣发出它那声小小的响，在寂静里连前面的人也听见了。手被占住了，占住它的是他自己。

纳乔等了一秒，然后看向队伍上方的空气，举起的手在那里老远就能看见，队伍上方什么也没有。他接着念下一个姓，那个人举起手走出了队伍，队伍在他站过的地方合拢了。念一直念到纸的末尾。

三个人里有一个后来讲，纳乔第二遍的时候没有看纸。

工资科是不是晚一点也能去，这不知道；后来那些天里有没有人去过，没有人知道，队伍里也没有人问。

四点十分他们已经在地里。地里的葡萄几天前就熟了，要赶在热起来之前摘。埃夫伦问他为什么他的姓被念了两遍，他给他理好下巴底下的帽带，告诉他有两个一样的姓。一样的姓并没有两个。没有风，帽带还是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