釉陶护身符要放在裹尸布之间、心脏的位置，用来在死者被问到一个他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时替死者作答，这种功能目录里称作替代性功能，帕萨迪纳的霍华德·佩尔四十年来一直向走进后屋的人解释它，每次都用同一种方式解释，手里拿着放大镜，放大镜装在一个绿色毛毡套里，那套子原本属于一副望远镜，而望远镜早已不在了。后屋朝着一个院子，院子紧挨着干河谷，夏天从四月起就没有水流过，屋里有三排浅色木架，二十二个矮抽屉，窗下一只钉子重新钉过的葡萄酒箱，那是这些物件当年装来的箱子，从来没有人扔掉，因为在这个家里，一件东西装在什么里面来的，那个东西就要留着。

霍华德·佩尔七十八岁，一直以来都是站着读书，把书靠在架子上，后来他讲，这就是那间屋子里没有扶手椅的原因，虽然女儿送过他一把，放在车库里。

消息是三个星期前到的，来自一份至今仍寄到他家的行业通讯，四页，薄纸，上面说一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在洛杉矶开店的古董商二〇一九年死在了亚利桑那，给了一行生平，没有照片。那个商人就是当年用葡萄酒箱把东西送到他父亲手里的人，一个手掌粗大、袖口永远扣紧的男人，是他教了少年时的霍华德·佩尔拿物件要托底、永远不要捏边。这是他留给他的唯一一件真东西，连同四十八件藏品、一张收据，以及一个习惯：把釉陶对着光看，看那绿色是否泛蓝，赝品是不泛蓝的。

收据是一九七四年三月的。抬头写着他父亲的名字，盖着南湖大道一家店的章，那家店一九八六年关了，藏品按组列出而不是按编号，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国家；收据说这些物件是他的，却不说它们从哪里来，这是两回事，而在这个家里，五十年来，它们一直是同一回事。

女儿五点到的，把包放在厨房桌上，就从那里，没有走进后屋，对他说了三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说的那件事，也就是没有人在找他，卖家已经死了，收据是合规的，而他一旦打电话，交出去的就不只是四十八件物件，他会把自己祖父的名字送进一份从此再也合不上的卷宗。最后这一点她说对了，因为那一类卷宗为了辨认其他人会一直开着，公告里就是这么写的。

霍华德·佩尔五点二十打开了箱子。

六点差一刻，霍华德·佩尔摘下手表，放在窗台上，把手臂伸进箱子直到肩膀，因为包装稻草表面松软而底部结实，五十年的重压把那里压成了一种毛毡似的东西，摸上去不再发出上面那种沙沙声，而是一种更短的声音，一种布料的声音。就在他用手指去摸箱盖内侧的角落时，那里通常印着葡萄酒箱生产商的标记，有时也带着别的东西，他找到了那张标签，粘着，泛黄，半个手掌那么宽，写着一批货物进入长滩港的字样和一个日期，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也就是比那张收据早四个月，那张收据放在写字台的抽屉里，五十年来一直是这个家里唯一的文件。

四个月，这样一段距离在一份收藏里什么也不是，在一份卷宗里就是一切。

他拿着标签走到走廊，袖子上还沾着稻草，走廊里有座机，一部灰色的机子，是他妻子坚持要放在那里的，因为她说走廊是唯一一个没法舒舒服服说话的地方；电话下面压着他三个星期前写好的那张卡片，压在一枚四厘米高的绿色釉陶护身符底下，卡片上是一个从报上文章抄来的威尔希尔大道的号码。

他拨了号码。

接电话的是个女人，报了一个名字和一个办公室，她问他的第一件事是他的名字，第二件是有多少件；霍华德·佩尔说四十八，说的时候没有数，因为他把每一件都手写做了卡片，卡片放在物件底下而不是上面，一个写过四十八张卡片的人，知道这个数字就像知道自己的住址。

女人让他重复了一遍，然后问年代，他从釉陶讲起，从晚期讲起，从萨卡拉的作坊讲起，女人让他整整说了一分钟才把他拉回表格上，她说那是一份自愿申报表，而这就是他们在电话里给他正在做的事下的定义。

厨房里，隔着敞开的门，女儿已经停下了翻动水槽里东西的手。

然后女人问了他一个他没有准备的问题，不是他准备好的那个，那个是它们从哪里来，也不是他害怕的那个，那个是他花了多少钱买的。那是一个关于这个家而不是关于那只箱子的问题，关于人而不是关于釉陶的问题，后屋这四十年里从来没有人问过他。

佩尔先生，还有谁知道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