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宴那夜，Rajeswari Muniandy 过了十一点才回到 Sungkai，那张纸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塑料袋又装在第二个塑料袋里，她没有马上打开，因为她先点亮了廊下的灯，脱了鞋，把水坐上去烧，之后才把它放在灯泡底下的桌上；而她第一眼看见的不是自己的名字，名字在上头，而是右下角的数字，那是地块的尺寸，以米和厘米计，不是以步计。

论步，Rajeswari 什么都知道。这块地她走了四十二年，从廊下到井，从井到那一列树，从那列树到围墙——说是墙，其实不是墙，是一道两个手掌高的石头；尺寸就是那个尺寸，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没有人有这个权利。

四根桩在屋后，是儿子走之前的两个屠妖节砍的，用的是 cengal，这里凡是要放在外头的东西都用它。第二天广播里说，周末起会下雨。

晚宴是在 Sungkai 城边的一个大棚里办的，十人一桌的圆桌，座位超过一千二百个，一百二十户人家的名字由住房与地方政府部长在台上念出，他亲手把地契交到人手里；在场的人说，念了很久，因为许多名字要连父亲的名字一起念全，念到名单一半时，厅里有一部分人又吃了起来，而这并没有从谁身上拿走什么，因为要紧的是那个信封，信封是在台上发的。

关于那份名单，该说的是:它是一份名单，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里面和一个外面。里面是 Sungkai 和 Kuala Bikam 的一百二十户人家，在国有地上住了四十年以上。外面，除了别人以外，还有七十一岁的 Che Minah，她的申请登记在二〇〇六年去世的丈夫名下，照办事处的说法应当重办，而没有人重办，如今也不会再重办了，因为那一轮已经关上了。

两户人家之间的那块地，从来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户，而两户人家都知道。Rajeswari 在一九九二年把井打在了那里。Che Minah 二十年前在那里种下木薯，木薯之后是桑树，桑树之后是两棵木瓜和一棵从没结过果的柠檬；木薯每一年都往前来了一点，因为它不是一种会先问准许的植物。

地籍是从路边那根桩量起的，因为在这个县里，路是唯一没有挪动过的东西，殖民时期的办事处就是这么量的，霹雳州的办事处也一直这么量下来；而从路边那根桩量起，按纸上的米数数过去，Rajeswari 地块的边界落在那列树里三步的地方，也就是落在头三行里，也就是落在 Che Minah 每到季末去收的那一部分里。

这是 Rajeswari 第二天早上看见的，先用脚量，再用井绳量，量了三遍，因为第一遍她觉得自己数错了，而她并没有数错；屋后那些 cengal 的桩，已经泛出 cengal 立在外头而没有打进土里时会泛出的灰色。

Rajeswari 拿起第三根桩，就是儿子因为顶上木头裂了而砍短的那一根，从两行木薯之间穿过去，没有碰到叶子，像一个还以为自己在家里的人走过别人家里那样，把它拿进那列树里；而三米开外的 Che Minah，筐挎在胯上，手伸在一棵株里，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继续用 Sungkai 的女人们从小教给女孩子的、谁也没在任何地方见过写下来的那个手法把块茎掰下来，而在离她背后两步的地方，桩尖落到夯实的土上，并且立在了那里，立在地籍从路边那根桩量出来定下的那一点上。

“这里。”

她低声说，只说了一遍，不是对 Che Minah 说的——一百米之内只有她这一个人——也不是对自己说的。

然后她举起大槌，打了三下。

Che Minah 把开了头的那一行做完，又把三步以内那三行的块茎也收了，全都收了，连平常要再留一季的小块茎也收了，筐装满了两回，第二回比第一回花的时间长；而接下来的星期三，她没有来接 Rajeswari 去 Kuala Bikam 的诊所，从二〇二一年起她们一直坐侄子的摩托车一起去，摩托车载着她们两个，在外面熄了火等着。

第四根桩一直靠在屋后的墙上，因为第四个角挨着 Sungkai 的路，而路是不争的；桩后面的墙灰上，这些年积出一道一米半长的锈痕，是儿子去吉隆坡之前钉下的那些钉子留下的，雨大的时候会一直流到踢脚线，而这件事，Rajeswari 后来说，她从来不觉得讨厌。

那个星期三，Rajeswari 拿着装药方的袋子在廊下等到九点一刻，然后进了屋；在把药方收起来之前，她从桌上拿起那张地契，从前一天晚上起就一直摊在那里，顺着它已经有的折痕折好，重新放回塑料袋，塑料袋放进第二个塑料袋，第二个袋子放进柜顶上的饼干罐，罐子里是电费收据和照片，还有二〇一九年卖掉的那辆摩托车的行驶证，也就是说，放在她一向用来放值钱东西的地方，不同的是，如今它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