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糖厂的西门六点开。六个星期以来，六点没有人来开。格洛丽亚五点四十带着保温瓶到了，站到线上。线是柏油路上一道剥落的黄漆，是从前卡车为了栏杆而减速的地方。大家都叫它 the line。今天早上 the line 上有九个人，然后十一个，然后十四个。天已经热了。

街对面有一股焦糖味。炼糖厂即使停着，也是焦糖味。是留在管子里的蒸汽，有人说。格洛丽亚喝着保温瓶里的咖啡，凉了，望着大门。她五十九岁，在那道门里做了二十二个夏天。离拿到带全额医疗保险的退休金还差三年。再说，罢工正是为了这个才开始的，为了工龄，为了保险，也为了公司想取消的加班费。

一个穿橙色背心的小伙子送水来。递给格洛丽亚一瓶。“天热，”小伙子说。“天热，”格洛丽亚说。送水的小货车上贴着一张有棕榈树的海滩贴纸，谁知道以前是哪辆车上的。没人看它。

人行道上，靠着墙，立着罢工的牌子。上面写着 Local 6。还写着 sixth week。有人带来一个蛋糕，毕竟是夜班里一个人的生日，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夜班。蛋糕装在一个塑料盒里，上面撒着糖粉，在墙的阴影里，没人切，因为过生日的人还没到。盒子斜斜地晒着太阳。糖粉在热气里，开始发亮。

七点十分，第一辆不减速的车来了。是一辆灰色轿车。减了一点速，然后不减了。康特拉科斯塔的县警副手们持着警棍在一旁列队。一个在嚼糖。车朝 the line 开去，the line 不动。格洛丽亚从左数第三个。她看见引擎盖靠近，看见玻璃后面一个戴墨镜的男人，后座上，一个儿童安全座椅，空着，里面用带子系着一只毛绒玩具。车往前顶。不按喇叭。慢慢地顶，像顶一扇发胀的门。

格洛丽亚本可以退一步。那是明智的做法。退一步，车就过去了，the line 随后又会合拢，反正 the line 总会合拢。六个星期里，很多人这么做过。格洛丽亚数：九，十一，十四。然后不数了。她留在原地。保险杠碰到她的膝盖，碰到裤子的布料，碰到底下的皮肤。金属被太阳晒得温吞。温吞，不凉，这不对劲，这个钟点车该是凉的。

玻璃后面的男人用嘴说了句什么，声音传不过来。副手们动起来。一个喊这是非法集会。气体随后来了，一股白色的喷雾低低地在柏油路上铺开，气体之上，焦糖味留着，更浓，像是厂里有人点了炉子，可这不可能，厂子已经停了六个星期。格洛丽亚咳嗽。左边的女人扶住她的胳膊肘。the line，从此刻格洛丽亚几乎弯下身去的地面看，不是一道黄线。是一排鞋。工作鞋，凉鞋，一只没系带的运动鞋，那些不挪动的脚。漆和这没关系。the line 就是那些鞋。

那天早上，九个人被铐上。然后变成九个加上两个坐到马路中间的人。格洛丽亚不在那九个里。一个年轻的副手扶她起来，几乎是温和的，她把保温瓶递给他，那凉了的咖啡，不知道为什么。“不，谢谢，”他说。“天热，”格洛丽亚说。

灰色轿车现在已在门那边，停在厂子空荡荡的场院里。男人下了车。望着熄灭的厂房。里面没有人等他，那个班次六个星期前就不存在了，他刚刚强行闯过的门那边没有活干。他就那么站着，钥匙攥在手里。后座上空着的儿童座椅晒着太阳。

九点，热气满了。九个人手腕上的塑料手铐一动就发出声响，一下下重复的咔哒声。格洛丽亚又站在黄漆上。他们又数了一遍。一个来晚的人问一共多少。“十四，”格洛丽亚说。然后又来一个，就是十五。数目并不太要紧，她知道：要紧的是鞋，鞋留在原处。黄线在一个新的地方剥落了，车经过时刮掉的。

下午，那个不存在的班次本该结束的时候，焦糖味还在。格洛丽亚把它带在衣服上，回家的路上，在公交车的座位上。是甜的味道，是煮过的糖的味道，二十二个夏天的好味道。它和今天早上发生的一切都不相干，和气体，和手铐，和抵着膝盖的温吞金属都不相干。那么它为什么还在，这好味道，如果里面六个星期什么都没煮，没有人点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