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顶灰色羊毛的、边缘绕着一圈白线的帽子，自去年三月起就放在五斗柜的第二个抽屉里，从坎查娜的母亲把它塞进她手里、说这样的东西要提前准备、要在还用不上的时候就准备好、因为一个等待着的外婆有权利在等待的时候干活的那天起；坎查娜接过它，谢过她，把它放进抽屉深处，压在那些从不使用的好床单下面，放在那个存放东西的地方——存放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有用，而是因为它们指认着一个还没到来的时刻——从那以后，每次她打开抽屉去拿一只枕套，都会看见它，小小的，像拳头一样蜷缩着，而每一次她都让它留在原处。

现在，这个早晨，坎查娜把帽子托在摊开的手掌上，就着从卧室窗户斜射进来的光看它，在卡图加斯托塔，她和丈夫在五金铺子楼上租下的两间屋子里，她想着——或者说，她没有在想，她在做那件既不是想也不是回忆、而是把两个时间握在同一刻里的事——她想着那顶帽子压在一个还不存在的脑袋上会有的分量，一个孩子那小小的、温热的、潮湿的脑袋，那孩子在二〇二四没有出生，二〇二五也没有，而如今，当这个月的账算不平、帕勒克莱的工厂砍掉了夜班、大米贵成了它那个价钱，她已经没法再把那孩子安放进任何一年、任何一个确切的月份、灶台旁边挂在厨房里的日历上任何一格里。

在工厂里，坎查娜每天缝十二个小时的领子，如今只缝八个小时，因为夜班在五月被关掉了，没有人说一声，只是把名字从挂在门房玻璃上的名单里抽走，领班玛拉尼上个星期，当着所有人的面，用一种自以为在给出好建议的口气说，这年头一个孩子是一种要分二十年付款的奢侈品，懂事的姑娘都会等；坎查娜跟着其他人点了头，因为这是真的，因为玛拉尼说的没有一句不是真的，而正因为如此，那句话就赖在她身上了，赖着不走，不像一句谎言那样可以抖落，而像一个无法背负的真相。

楼下，隔着那堵薄薄的墙，能听见娜迪卡。娜迪卡是五金铺老板的妻子，跟她一样二十八岁，四个多月来挺着一个肚子，那肚子如今改变了她坐下的样子、站起的样子、说话时把手撑在腰上的样子；前一天晚上，在楼梯上，带着那种不知道自己会伤人的女人特有的自然，娜迪卡问她，她手边是不是碰巧有什么孩子用的羊毛物件，小小的东西，因为这年头她既来不及做，也来不及照他们要的那个价钱去买新的了。

（楼下那个房间坎查娜是认得的，尽管从没好好看过：她有一次从虚掩的门缝里瞥见过，一张大床，一台开着却没有声音的电视，一本寺庙的日历，过去那些月份的纸页没有撕掉，而是向后折起，仿佛娜迪卡不把时间扔掉，而是把它翻过去留着，窗台上摆着一排空的铁皮罐子，洗干净了，排成一列，等着盛放某样还没有东西可放进去的东西。）

于是问题很简单，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不要拿着帽子走下楼梯，把它交给娜迪卡，让它进入一个孩子必定会到来的家，在十月，日子都定好了，还是把它放回抽屉、压在好床单下面，再留一年，只再留一年，就像人留着一张火车票，那趟车也许不会开，但只要你不把它撕掉，它就还是一趟车。

因为把它送出去意味着一件话语没有勇气大声说出来的事，那件事是这样的：帽子不再是在等待，而是迟到了；她母亲一针一针织出来，是为了一个已经不再靠近、并且开始——没有谁在某个确切的日子里做出这决定——后退的脑袋；她在收音机里听人说起的那个统计数字，那缺少的十二万，整个国家十年里没有出生的孩子，不是一条遥远的新闻，而恰恰就是此地此刻这个动作，被乘了起来，这个拿着一顶帽子走下或不走下楼梯的动作，在十万个厨房里、十万家铺子的楼上、十万个像这样斜光的早晨里，一遍遍重复。

坎查娜用拇指抚过帽檐上那圈白线。羊毛还是好的。她母亲织得紧，用细针，针脚密，因为宽松的帽子会漏进寒气，紧实的不会，而一个等待着的外婆织得紧，是为了那还不存在的寒气。

她听见娜迪卡在楼下挪动一把椅子。她听见水龙头的水声。

她站起身。她站在房间中央，帽子托在手掌上，有那么一瞬间，只有一瞬间，那小小的、温热的脑袋在了，她感觉到了它，那确切的分量，然后它就不在了。

她打开了抽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