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夸乌特拉 Semefo 的走廊还在阴影里，趁太阳还没转过来，现在到最好。玛丽索尔打开折叠椅，橙色帆布，后脚缠着黑色绝缘胶带。她总在同一个位置打开它，就在那张印着字的告示下面：ENTREGA DE RESTOS · VENTANILLA 3。走廊上的窗口有两个。uno 给律师，dos 给家属。告示右下角翘起来了，没人再把它按回去。玛丽索尔把透明塑料袋放在膝上。里面是埃米利亚诺的出生 acta、dos mil veintidós 年的报案记录、复印件的复印件，按日期排好。椅子旁边她放下两小瓶水，一瓶上午，一瓶下午。然后是印着 óptica La Milagrosa 广告的纸板扇子。八点一刻，别的人来了，手里拿着门口取的纸号。玛丽索尔拿到 tres。四年里她已经明白，号码靠前没有任何用处，她还是照取：事情要按顺序来做。 dos 号窗口九点开。队伍按号码往前走，每一个号码得到一句话。埃米利亚诺的卷宗 está en integración。这和 tres de junio 那天的话一样，那天他们打电话告诉她，她儿子的遗体从 dos mil veintidós 年起就在 Semefo，四年，就在她坐 pesero 经过的那栋楼里。ocho de junio 那天的话也一样，整个七月都一样。siete de julio，他们让她进院子，去看从 panteón ministerial 的起出：一只白色的箱子，名字用记号笔写在侧面，EMILIANO R.G.，还有一分钟时间看它，然后车又把它拉回里面去。从那天起这句话没有变过。今天，dos 窗口的女职员几乎不看屏幕就把 pase para mañana 打印出来：手已经按在印章上。走廊上的钟从上午半晌起就停在 tres y veinte，可是关门的时间照样准时到，喇叭里通报。天热。óptica 的扇子来回摇。两点，玛丽索尔喝掉第二瓶水，叠好手帕，擦埃米利亚诺相框的玻璃，然后擦眼镜腿，然后擦椅子的边。反正明天是星期三，星期三负责的 perito 会早早下到办公室来：排队的人都知道，就像知道公交车的时刻一样。 窗口打开的时候，能看见办公室的一角：金属架子，用绳子捆着的卷宗，还有一辆写着 INTEGRACIÓN 的推车，把手上还绕着一圈圣诞彩带，银色的，八月里。没人把它取下来。número cinco 的那个女人说，她丈夫 está en integración 已经两年了。seis 的那个年轻人什么也不说：这是第一次，他把材料装在一个新文件夹里，套着橡皮筋。玛丽索尔什么也没说，把扇子递给他，他接了过去。 三点，喇叭通报受理结束。人们站起来。折叠椅一把接一把地合上，帆布椅合起来时那种干脆的响声，沿着走廊，七下，八下。玛丽索尔没有站起来。她拿起椅子，挪开一米，挪到天花板上那个球形摄像头下面，取景正好能拍到窗口和墙。她把埃米利亚诺的照片靠在椅子上，那张穿着 secundaria 校服的照片，相框的玻璃从早上起就擦干净了。然后她走到窗口，把手放在铝制的边沿上，说：「Me quedo」。女职员抬起眼睛。她看看玛丽索尔，再看看放着照片的椅子，又看看玛丽索尔。「La recepción cierra a las tres」，她说。「Lo sé」，玛丽索尔说。「Me quedo」。她没有提高声音。何况四年里她从来没有提高过。女职员把手按在内线电话上。玻璃上贴着写有办公时间的贴纸，时间下面是 seguridad 楼层的号码。她没有叫 seguridad。她按了另一个号码，三位数。 perito 十分钟后下来。蓝色工作服，胸卡翻在反面，胳膊下夹着一个文件夹。她看了看摄像头下面的椅子，看了看玻璃擦干净的照片。她没有问那个男孩是谁。她在窗口的边沿上打开文件夹，转向玛丽索尔，手指按在一行上。「El expediente entró en integración el nueve de agosto de dos mil veintidós」，她说。Nueve de agosto。玛丽索尔看着那一行。再过三天，正好四年。这不是交付的日期：这是第一次有人在一张纸上给她看一个真实的日期，旁边还盖着章。perito 合上文件夹。「No puedo darle un día. Puedo decirle qué falta」。她说了，是一份很短的清单。玛丽索尔从头听到尾，然后回到椅子那里，拿起照片，放进装着材料的塑料袋。椅子她留在那儿，打开着，在摄像头下面。她走进三点半的太阳里。从街上，透过玻璃门，那把橙色的椅子看得清清楚楚，在空荡荡的走廊中间。ventanilla tres 的告示还在墙上，角还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