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九日早晨七点,纳基鲁抵达莫罗托的分发点。她从凌晨四点就开始步行,出发地是纳帕克区的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在政府地图上有一个名字,而她却用另一个名字称呼它,那个古老的名字,指的是水井而非村庄。因为在村子里——当天负责登记的一名工作人员后来告诉我——卡拉莫贾的人们给水命名,而不是给房屋命名,因为房屋会随牛群迁移,而水井不会,水井即便干涸也留在原地,纳帕克的那口井自三月起就已干涸,这对纳基鲁来说,既重要,又不重要,因为她已经没有牛群了:最后的三头牛,一头瘤牛和两头短角混种牛,她在二月卖给了科蒂多的一个商人,那个价格若在十一月本会是三倍,但在二月只够买两袋高粱,而这两袋高粱,也只是撑到能撑的时候。

关于那两袋高粱,那位后来又向我复述这个故事的工作人员说,到七月为止,还留着它们是如何耗尽的精确账目:第一个月是晚上吃的浓粥;第二个月是半份口粮;然后是一把煮很久的谷粒,因为煮得久一点能多骗一会儿肠胃;然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在卡拉莫贾,这种状态没有名字,只有行走。

分发点的队伍又长又有秩序,由两名穿着背心的志愿者维持秩序;那一天的口粮是按登记在册的家庭单位计算的:每户十二公斤高粱、一升油、一袋豆类,依据的是六月编制的名单——那时今年的旱灾,这个地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还没有给卡拉莫贾带来联合国后来公布的数字:一百五十万人处于风险之中,十九例饥饿死亡,而且仅仅是在有人统计的地区。

六月的名单上有纳基鲁的名字,还有她两个孩子的名字。没有另外三个孩子的名字。

另外三个孩子是她姐姐的孩子。姐姐名叫阿钦,六月去世,不是直接死于饥饿,而是死于那种伴随饥饿而来、先带走已经虚弱之人的东西;那三个孩子,最大的九岁,另外两个还小,一直留在隔壁的小屋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同一间小屋,因为纳基鲁的小屋和阿钦的小屋之间,只隔着一道低矮的荆棘篱笆,孩子们向来都是翻过去的,而现在,连翻过去的理由都没有了,因为篱笆那边已经没有人做饭。

在登记桌前,工作人员问她家里有几口人。这是个例行的问题,人人都要被问到。纳基鲁看着登记簿,工作人员的手指停在写着她名字和数字三的那一行上;她说,六个。

她说六个,并说出了名字:她自己的两个,然后是阿钦的三个,仿佛他们是她自己的孩子,只改动了其中一个孩子名字的词尾,那一点点改动足以让他看起来像是另一个父亲的儿子,而不是她姐夫的儿子;她把第六个,也就是她自己,留到了最后。

工作人员没有从登记簿上抬起眼睛。他改了那个数字。写下了六。那个月,并不是所有工作人员都会更改数字;有些人要求出示死亡证明——纳帕克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有些人则要求把孩子本人带来,这意味着要让三个腿脚撑不住三小时路程的孩子,在烈日下走三个小时。这位工作人员改了。

纳基鲁领到的口粮是她书面权利的两倍:二十四公斤高粱,而不是十二公斤,两升油,两袋豆类。她把这些都装上了一个大葫芦,那种绑在背上背着走的葫芦——就是三月份曾经用来装水、而这几个月来除了水什么都装过的那一个。

故事在这里,落在了它出发时并未指向的地方。因为那只葫芦——那只刻着菱形花纹的水葫芦,卡拉莫贾的女人们代代相传,和平年代能值一只山羊——纳基鲁没有把它装满到边沿:她只装了一半,留给自己和两个孩子,而另一半高粱,在她还没走到家之前,就倒进了另一个更小的容器里,准备留在荆棘篱笆的另一边,留在那间没有人做饭的小屋里。因为阿钦的三个孩子,在登记簿上如今是她的了,但在那间小屋里,他们仍然是姐姐的孩子;而高粱知道这一切——知道的是那只分它的手,而不是写下它的那一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