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房子是我的，也是住在里头的男人们的，男人们换了一批又一批，十二年里来来走走的人多到我数不清，唯一不变的是楼上的六间屋子和楼下的厨房，还有前面的楼梯，还有后院通往小巷的那道铁梯。男人们出去干活。他们走得早，回来的时候满身疲倦，有时几天都见不到他们的脸，但鞋子能见到，鞋子他们留在门口的楼梯平台上，我认识男人们靠的是鞋子多过脸，每天晚上我看一眼平台就知道谁回来了。托马斯跟着我住了九年。他是住得最久的那个，帮我修水龙头、修铰链、修卷帘门——那扇门老是关不下去，他都帮我弄。他的工作外套挂在进门处的挂钩上，低处，就是他进门时随手挂上去的那个位置，我每次上楼下楼都能看见它。

那天早晨和往常一样，这是我怎么也忘不掉的，就是那天早晨和往常一样。我开了厨房里的收音机，声音很小，我一贯如此，因为房子空空静静的我受不了，楼上男人们正在吃早饭，赶着上班，能听见水管里的水声，椅子挪动的声音，脚步声，平台上还留着还没出门的人的鞋子，我不知不觉就用眼睛数着，因为十二年了，我就这么过来的。然后有人敲门。

那种敲法不像是找房间住的人敲的。是另一种敲法，你第一次听见就能认出来，哪怕从来没听过。我去开门，走过走廊，经过托马斯外套挂着的那个挂钩，低处，和每天早上一样，我把门开了一道缝，门槛上站着两个人，一个人拿着一张纸，纸上是一张名单，他把纸凑近让我看，问我哪些房间有人住，住的都是谁。我这辈子只管自己的事。这是我最拿手的本事。十二年里我把房间租给那些男人们，什么都不问，不知道是我的职业，也方便，也是一种尊重。

于是我做了唯一一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时会做的事，就是开口说话。我开始说话。我说这房子老了，说我是二零一三年接手的，说六间屋子里有一间返潮，没法租，说以前租那间屋子的男人走的时候欠了两个月的账，然后我说起了那笔欠账，说了具体金额，什么都说，还问他们知不知道这种欠账该怎么追回来，与此同时我用手扶着门，不开也不关，托马斯的外套就在我手边一步远，右手边低处，我说着话，像我紧张时那样把句子从头来过，而那天早晨紧张是真的，用不着装。我说话是说给门槛上那两个人听的。但也是说给楼上那些人听的。因为楼上，我心里清楚，有一道通往后院的铁梯，老房子里声音穿墙而过，我只要说得够响够久，楼上的人就会明白一件事：门口来了人，这不是把鞋子放到平台上的时候。我没有撒谎。没有说过一个假名字。只是把话拉长了，拉长不是撒谎，我一边拉长一边这样告诉自己。

等我把他们让进来，楼上已经变了样。他们上去了，一间一间地推开门，屋子里几乎都是空的，床还是热的，后窗开着，铁梯一碰还在微微颤。平台上鞋子都没了。男人们下楼的时候把鞋子拿在手里，为了不发出声响，这件事，男人们手里抱着鞋子踩着铁梯走下我的房子只为了不发出声响，这件事我再也甩不掉了。托马斯跟着别人一起下去了。我从厨房的窗口来得及看见他，在小巷尽头，走得很快，却没有跑，因为跑，他有一次跟我说过，跑才会让人注意到你。

他的工作外套留在了进门处的挂钩上。低处。他挂外套的地方。它还挂在那里，我没有动过，每天早上我下楼都能看见它，右手边低处，每天早上有一秒钟像是托马斯回来了，马上就要来给我修那扇卷帘门，然后又不是了，卷帘门还是关不下去，外套我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