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班清晨六点从塔什干起飞，我早跟母亲说过别一直送到机场，从阿萨卡过来的路远，她膝盖又不好，可她还是来了，往我口袋里塞了一块用手帕裹着的干面包，在门口她只说了一句话，要我干干净净地回来，我说我会带着每月一千美元回来，她点了点头，像对一件已经定下的事点头，我信，她也信，因为办公室那个人把它写在了纸上，纸上还盖了章。

牛棚在奥尔沙附近，有四十二头牛，我早上四点、傍晚五点挤奶，中间打扫、搬草料、用水管冲洗水泥地，冬天水泥冷得那寒气顺着靴子往上爬，钻进骨头里，连躺在床上也不散，工棚里只有六张床垫，我们却不止六个人，晚上喝汤吃面包，谁也不说话，因为各人算各人的账，可谁的账都算不平。

头一个月信封里是五百美元，我看看信封又看看那个人，那人说管吃管住，说交通，说其余的都写在新合同里，新合同上写着七百，然后是扣款，扣款一直啃到只剩五百，我脑子里装着一千，手里攥着五百，一千和五百之间的差不是一个数字，是一个谎，可这谎不是我的，那是谁的，这个我一边挤奶一边问自己，额头抵着牲口温热的胁腹，牲口不作声，我便挤奶。

这债是为了出来才背上的，为了证件、机票和那只后来根本用不上的新箱子，是向安集延一个放债又等债的人借的，他在等，每过一个月还凑不齐那一千，他的等就像淋湿的草料一样涨起来，鼓胀，而家里还有那头牛犊，我们的，母亲养了一年，为的是养成一头需要时能卖的牲口，而现在正需要。

后来有个星期天母亲打来电话，声音又小又远，她问我好不好，我说好，她问活儿怎么样，我说不错，然后她停住了，在那片静里我感到她要说那件事了，她说了，她说要卖掉牛犊，马上就卖，这样我就能还了那个人，回家来，她说，这不丢人，回家不丢人。

就在那里，就在那三秒里，电话贴着耳朵，我冬天的呼吸白白地从嘴里呼进牛棚，我做了选择。因为我本可以对她说实话，本可以对她说五百，本可以对她说那张盖了章的纸是一个盖了章的谎，那样她会卖掉牛犊，我会没有一千美元、没有牛犊、没有脸面地回到阿萨卡，她会用那种说反正没关系的眼神看着我，那种眼神我受不了，那种眼神比冰冷的水泥还难熬。

于是我说不。我说活儿好，工钱好，什么都别卖，妈，什么都别卖，钱就要到了，快了，我一边这么说，一边望着门边钉子上挂的那张扣款单，用眼睛数着扣款的行数，床位、面包、交通、电费，我的声音说一切都好，我的眼睛却把一切都读歪了，她信了那声音，因为母亲会信儿子的声音，哪怕儿子学会撒谎正是从她那里，正是从她把不好说成好的那种口气里学来的。

她高高兴兴地挂了电话。我拿着电话愣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进口袋，走到工棚门口，拿起靴子，系好鞋带，端端正正立在门边，像明天要动身的人那样摆着，可我明天不动身，我心里清楚，我还是把带子系上了，因为门边一双系好带子的靴子，是你无法向别人许下时，向自己许下的一个承诺。

早上四点我回到牛棚挤奶，奶热腾腾地流进桶里，在冷空气中冒着白气，我想着那头卖不出去的牛犊，它留在阿萨卡白白地长膘，为了一次被我用自己的声音一月又一月往后推的归乡，我想我救下了牛犊，却弄丢了自己，也许这就是那笔交易，两个当中总有一个反正要被卖掉，而做出选择的人是我，一边挤奶我一边对自己念那句话，就是我对她说过的那句，什么都别卖，什么都别卖，我把它念给牲口听，牲口不作声，我便挤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