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在楼梯平台上脱鞋，不等她开口。他属于那种知道有些人家进门要脱鞋、有些人家不脱的人；他学会了从门、从门垫、从门先开一半再全开的方式来辨认一户人家。进门时他把公文包端在身前，不挂在身侧，好让开门的人先看见包，再看见他，因为包才是他到这里来的理由，而他本人不是谁，或者说，他是这样一个人：在他走进的那些人家里，从来没有一个会被人重复念出的名字，事实上他几乎从不说出那个名字，尽管它写在他挂在脖子上的证件上，而那证件从来没有人读过。

她去倒水，因为人都是这么做的。

她端着杯子和软木杯垫回来。

他在桌上摊开一本横格本，不是部里的，是那种在任何一家文具店花两美元就能买到的本子，然后他说出那个数字，五十二，只说一次，像说一件已经在另外十四个厨房里说过的事；这个数字她星期四晚上在电视上听过，是新闻里那个女人在两条毫不相干的消息之间念出来的，一条关于电价，一条关于季风，有那么一瞬间，她觉得那是新闻里会说的那种数字，而不是一个装着一个人的数字，那个人一直在这套房子里睡到九月一日。

官员说他们他都见过了，都好；或者说，他获准转述的只有他所看见的，而他所看见的是，他们都站着。

然后他说星期四，说星期四律师进去。

房子的担保是星期二上午在大巴窑一间办公室里签的，办事员问了两遍他们是否确定，而在这个家里还没有人把这件事说出声，她没有，女儿没有，送文件来的妹妹也没有，尽管三个人都知道，尽管晚上女儿摆桌子时摆的是三副而不是四副，而两人谁也没有说定过要这样做。

（儿子房间的门半掩着。里面床铺得整整齐齐。书桌的椅子被挪到了墙边，挪的人不是她，她也没有问女儿为什么这样做，女儿也没有告诉她：椅子靠墙，是这个家里决定让人从走廊看不见那张床的方式。）

官员问她想捎什么话；她问可以捎什么话；他回答说她想捎什么都可以，只要先由她自己逐字说出来，因为从这间厨房里出去的话，他照录不改，而他记下的东西会在一个房间里被念出来，在那里她的儿子无法要求再念一遍。

官员把她刚口述的句子高声读了一遍，家里一切都好，我们在等，然后又更慢地读了第二遍，笔尖悬在纸上两指高；他没有把笔放下。他没有放下，不是因为这句话有错，也不是因为职务允许他拒绝，也不是因为他在等一个他无权要求的更正，而是因为上一个星期，在另一座城市的另一间厨房里，另一位母亲口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句子，说家里一切都好，说他们在等，三天以后，那位母亲的儿子，在一个他见过却不能描述的房间里，签了一张用英语念给他听的中文纸，他相信家里还有上诉的钱，因为他母亲让人这样转告他。

她站起来，从软木杯垫上拿起那杯满的水，端到厨房去；她没有倒掉，把它放在水槽上，回来时经过儿子房间半掩的门，那里的椅子从九月一日起就靠着墙。

她坐下，把空杯垫拉到自己面前。

“这样写，”她说。“房子抵押了。星期四律师进去。什么都不要签。”

官员写下来，然后第三遍读，慢慢地，每念一个词就抬一次眼，她逐字点头确认，房子，抵押，星期四，律师，什么都不要签；念到什么都不要签的时候，他用皮筋把本子扎上，站起来，走到楼梯平台上穿鞋，而她站在房间当中，手里拿着那只软木杯垫，那是桌上剩下的唯一一样东西。

厨房里杯子还是满的；她把水倒进水槽，水发出水该发的声音。

女儿在走廊里问，跟他说了没有，房子那件事。

她问，哪件事。

女儿回自己房间去，门像另一扇一样半掩着，走廊的灯还亮着，那是为女儿留的，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人反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