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箱是松木的，我们是在外面定做的，找了博特利的一个木匠，因为库房的木箱是胶合板的，胶合板经不起那样一趟路。星期四我开小货车去取，特里上夜班，我一个人装的车，它比看上去轻，箱底木匠垫了一条毛毡，我们并没有要他垫。

里面放棉纸，棉纸上面放海绵，每一件都放进自己的格子里，格子是我星期五裁的，三十九个格子，编号写在外侧的边上，用的是档案笔，因为写在内侧的边上墨会碰到东西。

手套是两副，因为第一副到第三件就湿了，湿手套会留下印子，这件事我是二〇一九年学会的，从那以后我一直戴两副，没有人让我这么做。

星期六库房里没有人。只有我和埃莉诺，埃莉诺来，是因为最后的核对是登记员的事，不是技术员的事。

理事会七月做了决定，博物馆九月对外说了，和论坛一起，交付是十一月，确切的日子正在和他们商定，因为日子由他们选，这件事做了六年，这是第一次日子是他们选的。

四十件是博物馆留着的，三十九件是要回去的。

第四十件没有回去，因为来源没有查实，没有查实是因为在一九一一年的卡片上，带它进来的人没有写村子的名字，他没有写，是因为那一天他走了三个村子。

星期一我在找一箱给外借用的玻璃器，我打开了后面走廊最下一层架子上的第四个盒子，那不是我管的那批档案，我也不是在给它编目，里面有一张散页，是一只我认得的手写的，因为手是认得出来的，那张纸上有一份四条的清单，旁边写着一个村子的名字，第二条就是第四十件。

那天是星期一。今天是星期六。

五天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我不说不是因为想留着它，是因为开了六年的会，我一次也没有举过手，一件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不会在星期一差一刻五点、屋里的人都走空的时候去做。

清单是埃莉诺星期四打印的，三十九条编了号，每一条下面是登录号和尺寸，打印的清单十分钟就能重做一份，登记员签过字的清单要到二月才能重做，因为来源委员会二月开会，不会更早。

埃莉诺开始出声念，一条一条，一个号一个号，为了最后的核对。

念到一半她停下来喝水，说了她每次念清单都会说的那句话，她说这句话没有恶意，像在说一条行里的规矩：“清单上没有的东西就不存在。用铅笔写下的东西不在清单上。”

然后她从十八条重新念起。

她念到三十九就停了，一个数了十一分钟的声音停下来的时候，屋子里会有一秒还满是那个声音，在那一秒里我的手摊在台子上，手底下压着那张纸，纸是温的，因为手套湿了，也因为一张纸压在手掌底下会变成手掌的温度，我用小指摸着纸的边，那条边是长的一侧撕开的。

“三十九，相符。”埃莉诺说。

我把手抽了回来。

我往自己这边抽，纸跟着手起来了，因为它粘在湿手套上，它折了一道，我用另一只手的拇指把它揭下来，对折起来，放进工作服的口袋，左边那个，放笔的那个，折痕朝下放进去，然后我把两只手按在盖子上。

盖子是松木的那块，落下来很慢，因为毛毡会托住，我用指尖一直扶到最后，盖子和木箱之间那道光缝变窄了，里面的棉纸发出一下空气的响声，然后缝就没有了。

埃莉诺说“好”，去取封条了。

后面的走廊就是三号厅后面那条，他们把没有归属的档案放在那里，灯是按定时按钮亮的，亮五分钟，灯灭了你就站在黑里，只有手机的灯，我是六点十分去的，那时候埃莉诺已经走了。

盒子是最下一层架子上的第四个，里面是一个阿萨姆军官的文件，博物馆一九五四年从一个寡妇那里买来的，是没有次序也没有目录的文件，那张纸夹在一张发运收据和一张账目之间，我把它放回那里了，放回同一个地方，夹在那两张之间，折痕摊开。

然后我从前面的标签夹里抽出标签。

我用铅笔把第四十件的登录号写在标签右下角的空白处，写得很小，铅笔是我留着写标签的那支3B，因为在纸板上HB会刮，擦掉了也留着一道沟。

然后我把标签放回标签夹。

我在灯自己灭掉之前用按钮把它关了，因为它自己灭的时候会响一声，那一声在走廊里从三号厅就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