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十七岁。在兰佩杜萨岛工作了四年。来兰佩杜萨之前，我在卡塔尼亚的普外科，那是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我在手术室里发作了惊恐障碍，当时我正要夹紧一把止血钳，那之后我申请了调动，他们批了。

到了兰佩杜萨，我以为大海会带来安宁。我以为至少大海是你认识的东西，你看得见它，知道它会做什么。四年里，我数过尸体，十四次。今天是第十五次。

下午一点四十分。CP三二二号巡逻艇在凌晨三点、距兰佩杜萨八十五海里的利比亚搜救区截获了那条船。在倾盆大雨中保持航向十个小时，等他们把船拖进港，CP三二二的无线电只说了一句：「确认死亡十八人，生还五人。低体温症。」我上了空着的救护车，在法瓦罗洛码头等着，旁边是文森佐，他是岛上的法医，六十岁，穿一件灰衬衫。

我开始数。一号，男性，五十岁左右。二号，男性，三十岁左右。三号，孕妇。四号，孩子。五号，孩子。六号，孩子。我停下来。文森佐看了我一眼。我继续。七号男性。八号女性。九号男性。十号女性。十一号男性。十二号，女性，三十岁左右，红底白花裙子，太阳穴有伤，头发编着辫子。十三号男性。就这样数到了十八号，一个瘦削的少年，白色运动鞋还系着鞋带。

五名生还者被安置在另一块篷布上，距那十八人四米远。三名虚弱的成年人，双脚浮肿，眼睛眯着，一名危重女性，大腿有伤口，慢慢地渗着血，还有一个孩子，呼吸骤停，看上去十岁左右，是最后一个被救出来的，因为他压在两具成年人的尸体下面。安德烈亚是巡逻艇的艇长，当他把孩子从船底抱起来时，孩子背下面有两只破耳机，一个空水瓶，一张没有照片的身份证。法罗内克斯的调解员是一个来自圣路易斯的塞内加尔人，说沃洛夫语，他看了看孩子，又看了看十二号，对文森佐说：「一样的裙子，小号的。孩子鞋底下面有一块红底白花的布料。」母子俩。

文森佐走到我身边。他手里拿着法医表格，十八行预印的空白，一支圆珠笔，眼睛有点红，但不是因为阳光。他说：「卡梅拉，你来决定。我已经有十八人的签字表格了。」

文森佐是个正直的人。文森佐在把那个孩子交给我。

我看着他。皮肤灰白，但还有温度。胸廓每四秒钟微微起伏几毫米。脉氧仪的血氧饱和度是六十二，六十一，六十。我可以在这里给他插管，就在法瓦罗洛码头的篷布上，紧挨着十二号，他的母亲，她还没有名字。我可以把他抬上救护车，十二分钟到岛上的综合门诊，移动氧气，一线希望。

我的双手打开插管箱，比我的脑子反应还要快。我取出导管。五号导管，适合十岁孩子的管径。喉镜的镜片已经装好了。文森佐轻声说：「是的。」我没有看他。我蹲下去。我将孩子的头向后仰。我打开他的嘴。插入镜片。第二次尝试看到了声带，插入导管，给气囊充气。连接复苏球囊。血氧饱和度回升到七十二，七十八，八十四。文森佐轻声说：「好样的。」

救护车准备好了。孩子躺在担架上，被推上去，诱导昏迷，已插管，旁边有另一名护士。司机桑德罗发动着引擎。

我留在篷布旁。我的双手在颤抖。我数着自己的呼吸。这是我早就有的习惯，在卡塔尼亚也是，顺利的手术结束后也是这样。数到四十九。我站起来。我朝CP三二二号巡逻艇走去，穿过那十八块平行铺开的篷布。巡逻艇的艇长叫安德烈亚，三十岁，一双渔夫的手。我问他：「十二号，三十岁左右的女性，红色裙子。你们有名字吗？」

安德烈亚翻了翻笔记本。说：「没有。有人说过：玛丽亚玛。不知道是不是她。船上当时有七十七人。」

玛丽亚玛。

我回到孩子的篷布旁。篷布是空的，孩子在十米外停着的救护车里。但他的一件黄色T恤留在了篷布上，上面用铅笔画着一只狗。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记号笔，走到救护车旁，向桑德罗示意再等一下，上了车，掀开孩子的左手腕，写下：玛丽亚玛。七个字。那个「玛」字写得有点歪。

桑德罗看着我。说：「确定？」我说：「确定。」我下了车。救护车在十四点十二分出发。

我回到码头。文森佐正在签那张十八行的表格。他没有看我。然后看了。他点了点头。

CP三二二号巡逻艇在十八点三十分驶出港口，去处理另一起目击报告，南面六海里处。码头上留着那十八块篷布，破烂的衣物，还有打开的插管箱。在一个孩子的左手腕上，我用记号笔留下了七个字，那个孩子现在正在岛上的综合门诊里。

玛丽亚玛。那个字写得有点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