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ga下午五点从Maputo的停尸房回来。她把小叔子留在一口浅色木棺里，签了两张把遗体运往Inhambane的单子。amba的托盘她在水龙头下冲洗过，因为停尸房把它给她让她洗手，她出于习惯把它带回了家。

家里有丈夫的东西。

丈夫还在南非，在Mossel Bay，在Vleesbaai的农场，他在那里当了十四年园丁。丈夫还活着。丈夫不知道他的哥哥——她的小叔子——在一个星期六的夜里，外乡人挨家挨户的时候，被活活烧死在铁皮棚里。丈夫不知道她已经带着遗体回到了Maputo。丈夫什么都不知道。

是下午五点。

Olga从房间里取来丈夫的眼镜，因为他上次回来时，复活节的时候，把它忘在了家里。她把它放在厨房的桌上，镜腿朝着自己这边。然后她取来那只旧钱包，他已经不再带在身上、却收在抽屉最里头的那只，把它放在眼镜旁边，距离恰到好处。然后是工作鞋，他转去花园之前在工地穿的那双，她把它放在桌子底下，摆得整整齐齐。然后是儿子拿着六年级毕业证的照片。

四样东西。她看着它们。

Olga自从结了婚，就把东西排齐。她父亲是Inhambane的渔民，说海大的时候要把网排齐，把浮标排齐，把鱼按大小排齐。Olga在家里学会的。在自己家里也一直这样做。丈夫复活节回来时，她把他的衣服在椅子上排好，因为他只有两个星期，不该为这个操心。

现在他不在家。他在Mossel Bay。他在农场的一间棚屋里，和另外三个莫桑比克人，星期五晚上外乡人带着瓶子来了。Vleesbaai他们没到。他们到了Mossel Bay北，到了小叔子的棚屋。小叔子夜里十点打电话给她。他说，Olga，把一切都烧了。他说，Olga，告诉我哥哥火烧到井边了。然后他咳了两声，之后就没有了。

Olga十点一刻给丈夫打了电话。丈夫说，我回来。她说，别回来。你现在回来老板不付你这半个月。留下。把这个月做完。他说，好。她十一点动身去Mossel Bay，坐十二点半的长途车，第二天早上六点到。她接走了小叔子的遗体。把它运回了Maputo。现在她在家，丈夫的东西在桌上。

电话响了。

Olga在抹布上擦了手。她看着丈夫的东西。眼镜，钱包，桌下的鞋，儿子的照片。她想，要是我叫他今天回来，他丢了这个月的钱，丢了位子。她想，要是我什么都不说，他做完这个月，七月回来。她想，要是我叫他今天回来，他就知道哥哥被烧死了。要是我叫他做完这个月，他照样知道，因为在Mossel Bay连土地都知道消息。

电话又响了。

喂。

Olga。

是我。

我知道。

…

Olga。

你说。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

Olga闭上了眼睛。桌上，丈夫的东西距离恰到好处，排成一列，像她父亲的浮标。

她说，回来。

丈夫沉默着。在他的声音后面，Olga听见一辆长途车发动的声音。丈夫说，好。今晚我坐九点那班。Olga说，好。然后她说，老板呢。丈夫说，他不付我，我知道。Olga说，没关系。丈夫说，Olga，你把他放在哪里了。Olga说，在Inhambane。明天。丈夫说，没关系。

他们不再说话。

Olga放下听筒。她看着桌子。丈夫的东西距离恰到好处。她想，十二个小时后他会在那里，站在那些东西面前，会把它们放回抽屉里它们的位置。而她，到那时，就可以不再排齐别人的东西了。

她把水倒进amba的托盘。把手放了进去。水是温的。

外面，在Mafalala的市场上方，开始黑下来。她坐下。她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