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玛拉用了三十四年的打字机，一台灰色的高德瑞，键的中央被磨凹了，那是只有时间才磨得出、而非使用磨得出的凹陷，因为把金属磨损、直到磨成按键的指腹形状的，是时间，不是手指——这台打字机就摆在二楼办公室她的桌上，当那份要打的命令卷宗送来的时候。而命令，在这个七月的早晨，外面的季风迟迟决定不了要不要落下，是一个男人的释放令，他在一九九六年比她现在还年轻，如今已老，在一座远离这个省级法院的城市里，法院判定当初据以定他罪的供词站不住脚，或者说，用有人在走廊里高声念出的那个词，是不可信的，于是他被无罪开释。

卡玛拉塞进纸，转动滚筒，听见那个她熟悉的咔哒声。她打上抬头。她打上案件编号，那是一个对她有所诉说的编号，不是因为她记得它，编号她记不住，而是因为手，触到某些数字时，会自己慢下来，就像脚踏上一级即便在黑暗中也知道已被磨损的台阶时会慢下来。

外面走廊里，一名庭丁推着一车用麻绳捆扎的卷宗，那吱嘎作响的轮子，正是三十年前吱嘎作响的同一只轮子，也许是另一辆车、另一只轮子，但一样东西在法院里发出的声音，是不会变的声音：那是纸张等待的声音，成百上千斤地等待，在门后，在直抵天花板的架子上，那些对人一无所知却决定着人的纸张。

三十年不是作为一整块过去的，它们是像岁月在一间办公室里流逝那样过去的，也就是说，除了一些微小而旁侧的迹象之外，人不会察觉：那种到某个时候市场上再也找不到的复写纸，那些成了无用习惯的薄页，然后是复印机，然后是隔壁桌上那块蓝色屏幕，她始终没学会用，因为他们把那台旧机器留给了她，用来打格式、打命令、打那些必须带着敲键之重的东西；而在所有这些年里，那个她从未见过面、也从不愿去知道是否有罪的男人（因为知道不是她的工作，而不去知道，她对自己说，不是怯懦，而是像她这样的人保持清白的方式），一直待在相隔两个邦的一间牢房里，在那里时间，她想象，不是在键上磨损，而是在别的什么上，也许在铁栏上，或在手上。

左下角的抽屉里，在盖着备用纸的绿色毡布下面，有一张薄页。它是浅蓝色的，就是那种夹在两张纸之间、中间放着复写纸的薄页，好让每一样打出来的东西都存在两次，一份为卷宗，一份为档案，而这一张，从未进过任何档案的这一张，卡玛拉在这里保存了三十年；它是那份供词的抄件，当年她年轻，用的是同样的手指却还不是这只手，一个夜里在口授下打成，那时有人把用钢笔写好的纸页拿给她，只对她说了一个字：抄。于是她抄了，因为抄写是她的工作，而做好的工作，人家这样教过她，不会去问口授的声音是谁的。（那时隔壁房间里，有一个既不哭也不说话的男人，还有一个漏水的水龙头，而她打得更用力，为的是不听见那水龙头。）

她打完释放令。抽出来。干净，没有错；她不出错。然后她打开左下角的抽屉，掀起毡布，用一段不长也不短的时间把那张薄页夹在两根手指之间，她知道自己现在可以把它撕掉，撕成四片，扔掉，谁也永远不会知道它存在过，无论是今天获释的男人，还是他的子女，还是那遥远的法院；或者她可以做另一件事。她没有撕。她把它放进案卷的信封里，夹在新命令和旧文件之间，将来总有一天，会有人为归档而打开卷宗时发现它，读到它便会明白，那份供词是在一个夜里，在口授下，由一只只被吩咐过一个字——抄——的手抄写出来的。

她封上信封。她用舌头舔过那条胶带，尝到橡胶和灰尘的味道，用手掌压住封口，手掌在信封上停留片刻，就像人把手按在一件再也不想重新打开的东西上，或者也许只是像人把胶晾干那样。

然后她把绿色毡布重新盖回备用纸上。她关掉台灯，就是那盏胳膊歪了、再也立不起来、她用一根橡皮筋撑着的台灯。她给高德瑞罩上那层发黄的塑料套。她从门后的钉子上取下提包。她走出去，锁上门。房间里多留下一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