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营地在湖水拐弯的那个岬角上，有六个营位，有一间带淋浴的盥洗房，那淋浴只有发电机开着的时候才出水，发电机我们晚上七点开，十一点关，柴油桶放在办公室板房后面，盖着一块绿色的篷布，因为太阳晒它，晒热的柴油发臭，那年夏天桶里的柴油只到一半略高一点，我叔叔说够了，我知道不够，因为叔叔把冬天算作从七月开始，而我们这里冬天五月就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由它自己定。

判决是星期四到的。

它不是像电影里那样到的，没有人拿着一张纸来，是我表姐在手机上读到的，那时我们正在学校过节，她只说了一句"驳回了"，然后把屏幕转向我们，屏幕太亮，什么也看不清，没有人把它接过去，我们就站在那里，音乐还在响。

第二天起，法警开始每天早上来，他不进来，站在路上拍大门口的照片，然后回到车里开走，这样连着六天。

第七天来了一辆挂布宜诺斯艾利斯牌照的车，四个人，父亲母亲和两个男孩，他们六月订的，六月就付了钱，整整一个星期，那一周只有他们，因为报纸上登出来以后别人全退掉了。

那位太太下了车，对我说她需要收据。

我说我给她开，她说没有收据旅行保险一分钱也不退，钱已经从他们那里扣掉了，她说得很客气，客气得比不客气还难受，这时候两个男孩已经下车在看湖，其中一个已经把鞋脱了。

我叔叔走到栏杆那里站住。

他没有抬起它，也没有放下它，站在旁边把手搭在上面，说："艾玛拉，那是一个签字。"

我说："那是柴油。"

他说："柴油总找得到。露营地找不到。"

我从抽屉里拿出收据本，摊在引擎盖上，三十米外的路上，法警已经把手机掏出来了。

我拿起笔写下日期，日期是那一天的日期，不是他们六月订房的日期，写的时候我就知道，因为三月里律师在公用房的桌子上给我们讲过，咖啡放在他面前，他说任何一张带着判决之后日期的纸，都算作占有仍在继续的证据，他就是这么说的，纸，不是文件，纸，我记得我看着他那杯一直没动的咖啡，我还是写下了日期，写下了住的夜数，写下了金额，在下面签上我的花押，一个A和一个C连在一起，而纸和存根之间的复写纸挪了一厘米。

于是存根上的花押歪了。

然后我沿着骑缝撕开。

本子是分两下撕开的：先是靠书脊的那一段松开，然后其余的才走，中间有那么一瞬间，收据还连着两厘米，还能把它放回原处。

我一拉，把它撕下来，从车窗递给那位太太，太太说了声谢谢，把它和机票一起放进证件袋里。

我叔叔什么也没说，疼的不是这个，疼的是他没有走开，他在栏杆那里又待了半个钟头，手按在栏杆上，看着那辆车开进来，然后往镇子那边去了，晚上他跟三个人说话，对三个人都没有说出我的名字，他说"我们中的一个"，这更难受。

存根留在本子里，带着日期，带着歪掉的花押，本子我合上，放进办公室的抽屉，压在钥匙本下面，我没有把它藏起来，因为藏起一样东西意味着有人在找它，那时候没有人找，以后会有人找。

那辆车开进了三号营位，男人下车打开后备箱，帐篷从袋子里抽出来，两个男孩在一边拉地钉绳，他在另一边拉，差一刻八点我打开发电机，发电机发出它一贯的声音，第一下打不着的那种声音，盥洗房的灯亮了。

法警照旧从路上拍了大门口的照片，那天晚上他也拍了三号营位，在三号营位的那张照片里有帐篷，有车，后面有盥洗房亮着的灯，没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