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是从姐夫的收音机里传来的，那时苏阿德正在姐姐位于纳巴蒂耶的厨房里削土豆，她已在那里住了十一个月，和另外八个人挤在三间房里，消息说黎巴嫩军队的士兵已经进驻斯里法，进驻她的村子，还有弗伦和扎乌塔尔，说这三个村子被选为头一批，从南边来的那些士兵将从这里先行撤离，不过，收音机说，条件是交出武器、封闭地道，此后，收音机说，重建就会开始，人们就能回去了。

苏阿德放下刀。什么也没说。姐姐看着她。

她就那样站着不动，手浸在削土豆的水里，因为回去这个词，十一个月来一直是她夜里含在嘴里的词，像含着一枚枣核舍不得吐掉那样含着，如今有人在收音机里说出了它，带着一个临近的日子，带着附加的条件，她忽然觉得这是另一个词，或者说是同一个词，只是翻到了另一面，在那一面，回去指的不是重逢，而是看见：看见那座房子还剩下什么——她公公在一九七四年盖起、她一九九六年做新娘走进、又在某个夜里拎着一个包徒步走出的房子，那一夜厨房的窗玻璃一整块落在水槽上，没有碎成千万片，而是裂成两块干净的板，这件事她从没对任何人讲过，因为她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条件是合理的。正是这一点让她睡不着。收音机里的男人说得对：只要路面底下还有地道、菜园里还有武器，就不能回到屋里去，就不能把女儿带回这样的地方，就不能睡在一个可能重新成为靶子的屋顶下；那些说等一等、等到安全了、等外面来的钱把重建做起来的人，说的不是坏话，说的是真话，也许是所有话里最真的一句。

只是外面来的钱把重建做起来这句话，苏阿德早在二〇〇六年就听人说过了，在另一场战争之后，钱一部分来了，一部分没来，邻居们的房子盖了一半，就一半一半地撂了好些年，柱子里的钢筋从水泥里探出来，像一只张开的手的手指，而她凭着自己身上那不听收音机的那一部分知道：等一样东西变得万无一失，往往是永远不去做它的最客气的办法。

（在另一个房间里，趁周末从贝鲁特过来的大儿子正用德语和汉堡的什么人通电话，他在那里念书，他笑着，他的笑声穿过走廊，进到厨房里，苏阿德听着，明白了：那个儿子不会回斯里法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对他来说斯里法已经变成一个人从那里出来的地方，而不是一个人到那里去的地方，所以回去这个决定，如果她要做，她只能一个人做，为她自己，也为那个每天都问起自己园子的年迈公公。）

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进那个放着包的房间，就是她走出来时带着的那个包。包底，一个布口袋里，装着家里的一串钥匙，她把它带在身边，就像所有人都把钥匙带着，哪怕明知门也许已经不在了，因为钥匙不是用来开门的，是用来说：某个地方，有一扇门，是你的。

她从那串里抽出那把大钥匙，前门的钥匙，黄铜的，背面磨得发亮。她把它托在手心。它没有一点重量。

而在那一刻，选择已不再是回去还是等待之间的事，那是收音机的选择，是一个讲道理的男人的选择；选择是在这两者之间：把那把钥匙托在手心，当作一件讲述过去某种真实的物件，还是把它插进一扇也许再也撑不住门框的门锁里，转一转，看看它是否对未来也还讲着什么；而两者都不算错，两者也都不是白来的。

姐姐从厨房里叫她。土豆。

苏阿德把握着钥匙的手合拢。她把那串钥匙放回布口袋，可那把大钥匙没有，那把她留在了手边，她回到厨房，又拿起了刀。

外面，与一扇背面磨亮的黄铜门相隔十一个月。而门，此刻，又变得触手可及了。

可是触手可及，和敞开着，是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