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五十八岁，他站在厨房的窗前看着钢铁厂起火，手里端着一杯茶，从桑兹菲尔兹这一侧望去，整片马尔加姆平原尽收眼底，阿比钢厂沿着海岸铺展开来，像是塔尔伯特港里的另一座城；那一片厂房、烟囱和传送带，他熟悉得就像熟悉一个同床共枕四十年的人的腰侧：哪怕在黑暗里，他也知道冷轧车间在哪儿，哪怕此刻冷轧车间只是一道橙色的线，压在一柱被海风吹向山丘的浓烟之下。是第三跨，有酸洗线的那一跨。他是从火光升起的位置看出来的，而不是从次日清晨BBC威尔士台会怎么说。他没有叫醒卡萝尔。在这座镇上，有些事，一个男人在看见之前就知道。

他祖父是在阿比钢厂开工那年进去的，1951年，那时这座工厂是欧洲最大的，镇上挤满了从威尔士每一条山谷来的人，从蓬特里迪芬，从库姆阿冯，从北边一直到默瑟；他祖父只说一句话，永远是同一句，在阿伯拉冯的工人俱乐部里手握酒杯：炉子从不熄灭，小子，点着的炉子就永远点着，你一旦把它熄了，它就不再是炉子，是个空厂房。他说这话，既像在说一条物理定律，又像在说一句亵渎的话，两者兼有。他祖父1979年死于肺里的粉尘，就是那种每逢周日落在桑兹菲尔兹窗台上的粉尘，女人们用抹布擦去，心里清楚周一它又会回来，因为粉尘就是活计，活计就是面包，而在塔尔伯特港，没有谁真正把那粉尘从嘴里擦干净过。

他父亲在热轧带钢线上干活，就是那条让烧红的板坯从轧辊间穿过、被拉伸成带钢、热气在十米开外都把你眼睛烤干的生产线；格林满十六岁那天，1984年，矿工大罢工那一年——这里人人都因它收场的方式而记得——他父亲把他带到马尔加姆的厂门口，把号牌交到他手里。号牌是一枚冲压着号码的黄铜圆牌，是上工时标明你身份的号码：进厂时挂在牌板上，出厂时取回来，要是一个班下来你的号牌还挂在牌板上，那就意味着有人留在了里面。他父亲的号码是4471。父亲1996年退休时，号码被重新分配了，因为阿比钢厂的号码不随人而死，它会传下去；而由于那种在厂里叫作命运、在厂外叫作统计的巧合，三年后4471落到了格林头上，那时他刚从仓库调到冷轧线。

他胸前挂着父亲的号码干了三十四年。他见过老的连铸关停、新的开工，见过把整座厂买下来的印度人到来，见过钢价像阿伯拉冯的潮水一样涨落——在塔尔伯特港人人都把那潮汐记在心里，一天两回，照着它安排自己的日子。后来，两年前，02024年的秋天，他们把高炉停了。是真的停了，冷却了，blown out，这里人这么说，格林和两百个男人一起，默默去看了最后一炉出钢，他想起祖父和他那条物理定律，明白老人是对的：炉子一灭，那就不再是祖父1951年走进去的那座厂了。是个空厂房。一座大如城市的空厂房，等着一座或许02028年、或许吧，才会点火的电炉，那电炉将熔化废钢，而不是用铁炼铁，而且只需要三分之一的人。

他儿子里斯从没踏进去过一步。十九岁时他去了高速公路边、斯旺西上头的亚马逊仓库，那里没有粉尘，没有火，也没有冲着号码的黄铜号牌，有的是一台条码扫描器，告诉你该往哪儿走；格林什么也没对他说，因为一个吸过那种粉尘的父亲，没有权利替儿子去想要它，也因为在心底，在很深的心底，他暗暗松了一口气，庆幸这孩子永远不会去干。可是今夜，看着第三跨燃烧，格林发觉，掐住他喉咙的并不是对饭碗的恐惧——饭碗早已丢了一半，人人都知道，无非是几封信、几个月的事——而是火来自不该来的那一侧这个事实。不是来自炉子，火本是炉子的本行。是来自冷的那一侧。起火的是冷轧车间，是这座钢厂里唯一不该有火的地方，而这，对一个在祖父那条定律里长大的人来说，仿佛是对事物秩序的一种冒犯，就像海水涨上来，去烧那座山丘。

他在窗前待着，直到东边的天空——在那座自他小时候起就把镇子一切为二的高速公路高架桥上方——开始泛起和浓烟一样的灰，以至于有那么一瞬，再也分不清夜在哪里结束、昼又在哪里开始。警笛声先是高起来，又落了下去。卡萝尔还睡着。格林把凉透的马克杯放进水池。然后他走到餐边柜的抽屉，就是卡萝尔放账单、纽扣和那些舍不得扔的东西的那个抽屉，他往底下、往最深处摸索，找到了它：号牌，边缘磨损的黄铜圆牌，对着光转一转，4471还看得清。他从没把它交回去。最后一天本该交的，可他把它揣进了口袋，带着父亲的号牌走出了马尔加姆的厂门，也没人来跟他要，因为到那时候，再没人在乎那块牌板了。他把它握在掌心。重得像一枚大硬币。外面，平原上，火在自己熄灭，就像一件事做完了便熄灭那样，格林一直把那圆牌在拇指和食指间转着，从有号码的一面转到光滑的一面，再转回来，直到卡萝尔醒来，从房间里问，声音还在睡梦里：有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