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盒的一角，在他总是拿的那一边已经软了。它放在五斗柜最上面的抽屉里，在台式电扇后面，封舌已经打开。苏阿红取出药板，按出一粒药，放在盘子里，挨着别的药。然后她把盒子放回抽屉，竖着，字朝外。

家在台北文山一栋没有电梯的楼的四楼。从厨房能看见隔壁那栋楼的墙。

卧室里，床罩的折痕在靠墙那边，整整齐齐。他睡过了。窗台上两盆白色的兰花开着，盆里的水是清的。

苏阿红十三个月来每星期来三个上午。开窗，买菜，把药在盘子里排好，把垃圾袋拿下楼。

“药我已经吃了，”扶手椅上的男人说。

“您现在吃。昨天的您昨天吃过了，”苏阿红说。

他看了看盘子。然后转向窗户，就那样待着。

柜台后面的架子是从地上数第三层。药剂师看也不看就拿起了盒子，就像拿那些总放在同一个地方的东西，一边看屏幕一边把盒子拿在手里。苏阿红已经把空药板放在柜台上，日期被药房用红笔圈了出来。

“这是上个月的，”她说。

从六月起，文山那个男人的账户就冻住了。街坊里是这么知道这件事的：存折和印章按法律由受托保管的人保管，从六月起那个人就不再来这一带了，账户停在原地，里面的东西已经不是本该在里面的东西。

文山那个男人在城里没有亲戚。一个侄女住在高雄，不来。账户上是他的名字。谁也动不了那个名字，所以也没有谁可以去求。

冰箱上的收音机里传来一场用日语解说的棒球赛。

药剂师已经把盒子给过两次，第二次什么也没说。再说他认识他二十年了，他的店是这条街上唯一晚上开门的药房。

苏阿红在柜台下面打开了钱包。她有二百四十块，盒子要贵一倍。她的月薪和那个账户走的是同一条渠道，九月的没有到。

“我每星期来三个上午。开窗，买菜，把药排好，把垃圾袋拿下楼，”她说。

药剂师看着她，没有再问什么。他按了两个键。屏幕上出现了药名，旁边是剂量，下面是账户户主的名字。

他把盒子放在柜台上，在空药板和刷卡机之间。然后看着屏幕。

盒子离开了柜台，碰到了药剂师肩膀后面的隔板。他没有把它放回原处。他把它竖着靠在一罐贴着黄色折扣标签的奶粉上。然后他把屏幕朝苏阿红转了半圈，刚好让她看见两行。账户户主的名字。下面，是让这笔钱冻住的那行字。

“我已经给过两次了，家里的账户只能记家里人，第三次就得我自己掏钱，”药剂师说。

疫苗冰箱贴着墙嗡嗡作响。苏阿红把手搭在柜台边上，就那样放着。规矩上，他是对的。在他自己的钱上，他是对的，何况他九点就关门。

“您是亲属吗？”药剂师说。

盒子离她一米远，在他的肩后，纸盒上的药名印得很大，是那种远远就能看清的字，好让文山那个男人自己在五斗柜最上面的抽屉里找到它。

“我不是亲属，我对他来说什么人也不是，”苏阿红说。

她只说了一遍，用的是她报时间时的那种声音。药剂师点了点头。他把屏幕转回自己这边，关掉了一半，就像每天打烊前那样。柜台上留下空药板和刷卡机。然后他转过身，从隔板上拿起盒子，把它放回货架，从地上数第三层，那个和它一样大小的空位里。盒子擦着边进去了。没有人重复那句话。

二楼的楼梯平台上有一扇打不开的窗，墙边靠着一双新的男式皮鞋，擦得发亮，尺码很大。苏阿红在那里停下，把袋子换了只手。袋子很轻。里面是一条切片面包、豆浆、两个橘子和一包袋泡茶。

门虚掩着。她用肩膀推开，用脚带上。垃圾袋还在门后，满的，就在她早上放的地方。苏阿红把它拿到楼梯平台上，又回到屋里。

文山那个男人坐在扶手椅上，朝着窗户。电视开着，没有声音。他抬起眼睛，从袋子看到她的手，又看回袋子。

苏阿红把买来的东西放在桌上，把面包放进它的格子里。盘子里是晚上的药，四粒，还有第五粒原来放的那个空位。不过杯子里的水已经换过了。

他等她回到扶手椅前面。

“明天还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