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尔汉河州边境检查站笔录室那只铁柜的第二个抽屉里——达夫隆·拉苏洛夫已在那里打了四年字——还存着一百二十张旧式表格，就是左下角印着那个格子的表格，格子里填写天数，而填进去的数字，按这个办公室以及所有同类办公室的惯例，多年来一直是十，因为检察官能为身上没有证件的人批准的天数就是十天；那些表格没有人收回，没有人数过，也没有人写过一纸通知，说明某个日期之后这个格子不再填写。

宪法法院在九月二十二日作出裁决，裁决自二十五日起生效：达夫隆知道这件事，因为公报每星期三装在灰色信封里送到，也因为每星期三下班以后，他会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读它，外套搭在肩上而不是挂在衣架上，这个习惯始于衣架被挪到门后的那一年，他没有问为什么，就像这个办公室里凡是换过位置的东西，他都没有问过为什么。

（走廊尽头那间屋子，有高窗和固定在墙上的行军床的那一间，一个二十八日被带进来的人站在门边，一只手搭在门框上，望着从那里能看见的一小块院子，不叫任何人，就像那些已经叫过的人那样。）

那个二十八日被带进来的人的卷宗在桌上放了四天，里面有达夫隆当晚就打好的笔录，有附上复印件的检察官批准书，有按检察官手边那张表格的规定填成十的天数格，还有用数字和文字写了两遍的入所日期，因为第一个月别人就是这样教达夫隆的，他也就这样做了四千份笔录，形式上没有一份出错；或者更准确地说，凡是可以通过复读查核的事情上，没有一份出错。

二十八日是二十五日之后的第三天。

十五点十分，达夫隆把卷宗送到别克佐德那里，别克佐德拿在手里没有打开，因为他知道里面是什么；他说了那个下午在那个办公室里能说的最合理的话，就是说裁决已经生效一个星期了，内部规程要晚些时候才来，连同新表格一起来，在规程到来之前，一个边境检查站用它手头有的表格办事；然后他说了其余的话，那才是真的部分：如果今天有一张纸从这个办公室送往区法院，出去的不只是尽头那间屋子里的人，这个站所有的笔录都会变得可争议，包括达夫隆这四年打的那些，也包括那些月份里的——那时从关口过去的人，如今登记在另一类名册上。

达夫隆说了他一向说的那句话，我只写别人口述的东西，别克佐德没有回答就把卷宗还给他，去取需要签字的值班通知了。

十六点十分，达夫隆填了申请书，登记号，入所日期，第二十七条，事项名称，两行陈述，用的是四年之后连手写也带着打字机味道的笔迹；他把申请书留在桌上，放在印泥几乎干透的日期章旁边，因为发出邮件五点截止，而五点之后，一张填好而没有盖章的纸就是一只文件夹里的一张纸，一张纸在那里可以待上任意长的时间。

十六点五十二分，法院的公报还摊开在桌上，摊在第二十七条以小号字印在一行什么也没解释的注释底下的那一页。达夫隆从保存了四年的纸箱里取出日期章，用拇指把个位的轮转到二，把月份的轮转到十月，在印泥上压了两次，因为印泥几乎干透，压一次留不下能读清的日期；随后，不是因为他在那一刻作了决定，也不是因为别克佐德朝哪个方向给了他任何命令，而是因为申请书已经填好，信封摊开在桌上，发出邮件的袋子放在门边的椅子上、皮带已经松开，登记册翻在当天那一页、日期格空白地挨着二十分钟前他自己写下的登记号——他把章落在了格子上。

响声是一下。

他在日期旁边写上收件方，区法院，然后写事项，为被扣留者申请司法裁定，事项之后写缩写，两个字母和一个句点，那是他的缩写，和铁柜里四千份笔录末尾的那个一样，区别在于那些是别人口述的。他把纸放进信封，封好信封，塞进袋子里另外三封的下面。他把皮带拉紧。

走廊上，从开着的门里，能听见别克佐德靠在窗台上签值班通知，一张接一张，每个签名都发出同样的纸声。

十七点五分，达夫隆把袋子送到大门口，司机开着发动机等在那里，因为邮车电瓶旧了，关掉就得推；他在引擎盖上签了收据；他捏着收据的一角，朝岗亭的窗子举起来，看炭纸有没有印上，这时他看见日期从背面也能读出来，十月二日，反着的，透过薄纸，那些数字从那一面看像是别的数字，可又正是那些数字。

邮车开了出去。

回来的时候，走廊上值班通知的板子多了四张新纸，插在同一枚图钉下面，新鲜的签名吸了墙上的潮气，因此在字母的弯处微微洇开。第三张纸是本周的班次安排。道闸一栏，夜班，从星期一起，只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是他的；而上面一行，笔录窗口一栏，是那个做复印的年轻人的名字，用同一支笔写的。

达夫隆把四张通知从第一张读到最后一张，连不关他的也读了，就像他什么都要复读一遍。

然后他走进办公室，给打字机套上罩子，拉开第一个抽屉去拿那把小匙，它在那里放了四年，是用来裁开信封的。他把它留在原处。他关上抽屉。右边那台打印机像每天晚上一样还开着，它绿色的指示灯映在铁柜的玻璃上，玻璃后面，第二个抽屉里，一百二十张旧式表格还在它们一直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