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梅普有一位女司机，列日省人，十一年来一直开那条经过透析中心的线路，而且总是在那个时刻开，第一班，六点二十分的那班。

车场里说起她，说她总是提前二十分钟到岗，而且从来没有人注意到，因为早到的人没有人会注意。

六点二十分那班有两个人上车，三站之后下车，在中心门口，一周三次，已经四年。

四年来一直是同样的两个人，按同样的顺序上车，坐同样的位子，先上车的那位把中心的卡放在大衣口袋里，夏天也一样，那时大衣不穿在身上，而是搭在手臂上。

罢工开始的那天是星期四，法比安像往常一样五点五十分到了车场，牌子上写着她的班次，没有被划掉。

没有人划掉任何东西。那天早上它只是没有出车。

那天早上，车场里有三十二个人和那台咖啡机。

热梅普车场的那台咖啡机投硬币，不找零，法比安的硬币是从家里带来的，按面值分开放在一个药片盒里。

盒子里那个星期四的硬币够买两杯咖啡，她只买了一杯。

马利克拿着参加罢工的车场名单走过来，一个一个念出声，全都念了，因为全都参加了。

他们参加罢工是为了一张一年一百欧元的代金券。

代金券是一张印着号码的纸，只能在某些商店里花，十二月过期，照车场里的说法是用来买灯泡和洗衣粉的，有人把它给妻子，有人把它弄丢。

一年一百欧元不到一周两欧元；一份五年的协议把它保证给网上所有的人，协议在十二月到期，而十二月里没有人从谁那里拿走什么。

只是没有再签。

后来八月里大区的调解没有成功，于是各车场定下了那两天，那两天从那个星期四六点开始。

六点零五分，法比安给先上车的那位太太写了一条消息，没有发出去，因为那位太太的号码她从来没有过。

她有的号码是中心的，那个时刻不接，果然六点零六分空响了十一次。

空响的还有第二次，于是六点零八分，法比安回到钥匙板前，取下了二十六号的钥匙。

二十六号的钥匙挂在从左边数第三个钩子上，那天早上她已经取下又挂回去过一次，这件事被人知道了，因为钩子松手的时候会撞到铁上，车场里那一下响声，背对着也听得出来。

背后，从更衣室的走廊里，来了马利克，他是车场的工会代表，和她同一年进的网。

马利克没有叫她停下。他替她把院门开着，让她过去，在她打开二十六号车门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

「明天有三个人要坐。」

然后他回到里面，把门开着，那扇门有穿堂风就会撞响，它响了。

法比安停在那里，车门开着，一只脚踩在第一级踏板上。从踏板上，那个时刻，能看见去赫斯塔尔的那条路，星期六早上一直到桥都是空的。

停止服务的牌子已经放在挡风玻璃后面，靠在仪表台上，字朝着路的方向。

法比安下了车。她用手掌平着关上车门，就像不想弄出声响时那样关，声响还是弄出来了。

然后她回到里面，把钥匙挂回第三个钩子。

第三个钩子上，钥匙挂了一整天，第二天也挂着。

第二天是那两天里的第二天，那两天就像不开车的日子那样过去了。

那第一个早上六点二十分，法比安穿着外套站在车场中间，六点二十二分她问一个同事有没有车，同事有，但人在城市的另一头，要七点才能到。

七点就没用了。

恢复运营那个星期一，中心那一站只有一个人。是坐前排的那位太太，第二个上车、拎蓝布包的那位。

另一位，先上车的那位，那个星期一没有来，下一个星期一也没有来。车场里什么也不知道，法比安什么也没有问，因为中心不说名字，而她从来没有问过那个名字。

她开了门。她等了她一直等的那段时间，是在仪表台上数的二十秒。她关了门。

她说早上好，开往赫斯塔尔。

下一个星期一，同样的时刻，同样的车站，拎蓝包的太太上了车，坐在前面。

她说早上好，开往赫斯塔尔。

第三个星期一车站上没有人，法比安还是开了门，还是等了在仪表台上数的二十秒，全都等完了。

她说早上好，开往赫斯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