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玛丽在凌晨两点十七分听到嗡鸣声变了调，知道电网就要断了。她在伊斯梅尔路的公寓楼当了四年夜间保安，四年里她学会了院子里的变压器在线路负荷过高时会变声，嗡鸣变成哨声，哨声持续五到十秒然后一切熄灭。

哨声持续了七秒。然后是黑暗。

不是夜的黑暗，基希讷乌三月的夜是冷的但熟悉的黑暗。是大楼的黑暗。走廊、楼梯、电梯的黑暗。电器停止的黑暗。寂静的黑暗，因为电一走大楼就失去了你不知道自己在听的所有声音：冰箱、暖气风扇、烤箱闪烁的时钟。

达玛丽打开手机手电筒。电池显示百分之六十一。她打开放在警卫室的笔记本，需要知道的事情的笔记本，不是官方文件而是一本横线本，达玛丽在上面写工作所需的、没人教过她的事情。

第一页：急救电话。第二页：灭火器在哪里。第三页：谁有什么钥匙。第四页：靠电运行的、不能停的东西。

第四页有三行。地下室的水泵。车库的自动门。三楼十二号公寓切博塔里夫人的制氧机。

切博塔里夫人七十二岁，有一种达玛丽不会发音的肺病。制氧机是一台从房间里取空气过滤后送回含更多氧气的空气的机器，切博塔里夫人通过一根进入鼻子的塑料管呼吸它，机器靠电运行，没电机器就关了，没有机器切博塔里夫人呼吸房间里的空气，对她来说不够。

达玛丽知道这些是因为她问过。

大楼院子里变压器旁边有一台应急发电机。电网断了发电机应该自动启动。达玛丽听到发电机试图启动：一下、两下、三下。发动机转但打不着。

她走到院子里。发电机是一个深绿色的方块，有格栅、控制面板和陈旧柴油的味道。面板上亮着红灯。达玛丽不知道红灯什么意思，但笔记本第六页写着：«红灯一直亮：发电机不启动。打电话给技术员。号码：＿＿＿»号码被咖啡渍擦掉了。

达玛丽看手机。两点二十二分。切博塔里夫人有一个应急便携氧气瓶。达玛丽知道，因为三个月前第一次停电时问过她儿子，那次停了四十分钟。儿子说：«氧气瓶能用两小时。也许三小时。取决于她呼吸多少。»

两小时。也许三小时。

«达玛丽。»

她转身。一楼的普列什卡先生拿着蜡烛站在门口。

«停了？»

«整个区域。不只是大楼。»

«发电机？»

«打不着。红灯。»

«要多久？»

«不知道。»

普列什卡先生看着院子。城市的黑暗和大楼的黑暗不一样：是一种宽阔的、没有边缘的黑暗，延伸到屋顶并将其抹去。

«我什么都不需要，»普列什卡先生说。«但三楼那位太太。»

«我知道。»

«她有那台机器。»

«我知道。»

达玛丽上了三楼。敲十二号门。切博塔里夫人的声音从里面传来，细细的。

«谁？»

«达玛丽。保安。»

«停电了。»

«我知道，太太。您有氧气瓶吗？»

«我儿子放在床下了。但我不知道怎么打开。»

达玛丽进去了。房间有呼吸困难的人的房间的味道：温暖的、静止的、不流通的味道。手机手电筒照着坐在床上的切博塔里夫人，鼻子里的管子已经不出气了。床下是绿色氧气瓶，上面有阀门、减压器和用橡皮筋缠着的透明管。

达玛丽从没打开过氧气瓶。但笔记本第八页写着：«十二号氧气瓶：用手逆时针拧开阀门。不需要工具。流量用小轮调节。太太用每分钟两升。»

她拧开阀门。氧气带着轻微的嘶声开始流出。她接上管子。切博塔里夫人呼吸了。

«能用多久？»太太问。

«几个小时。别担心。»

达玛丽不知道黑暗会持续多久。两点三十七分。氧气瓶能用两小时，也许三小时。电网可能一小时后恢复也可能一天后。伊萨恰—伏尔卡内什蒂线是达玛丽不知道的名字，一张她从没见过的地图上的一个点，连接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电缆，有人在离那张床一千两百公里外的地方击中了它。

她坐在门旁的椅子上。氧气瓶的嘶声是公寓里唯一的声音。切博塔里夫人闭上眼睛。达玛丽看手机。百分之五十四。

电会回来或者不会。发电机打不着。技术员不接电话。氧气瓶有有限的内容以每分钟两升的速度排空。达玛丽对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都无能为力。她能坐在椅子上等待。时不时数切博塔里夫人的呼吸，知道有多少升离开了氧气瓶。

我在一栋九层楼里做了两个冬天的夜间保安。没人告诉你停电了该怎么办。你自己在夜里弄明白，在它发生的时候。你学会东西在哪里。你学会谁需要什么。你学会夜里的大楼是一个有机体而你是唯一知道心脏在哪里跳动的人。黑暗来了的时候，黑暗不是问题。问题是知道三楼有人靠一台已经关了的机器呼吸，床下的氧气瓶有你不知道的小时数，而那个数字是唯一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