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波形铁皮是我在第二天找到的，在片区最里面，压在卡车没运走的一堆东西底下，对折着，重得像里面灌了水，打开一看，是整的。整整一块。够长，能当屋顶，没有窟窿，只在中间有两个鼓包，人踩上去也压不平。

整的一块谁也找不到。好东西五月里让卡车拉走了，剩下的是碎片，碎片能搭个窝棚，搭不成屋顶。

而我有号码。号码是他们用白漆写在夯土上的，名字在名单上，号码在地上，扎内莱没有，因为五月里扎内莱睡在婆婆的地块上，名单是按地块做的，不是按人做的。所以我在里面，她在外面，差着二十米，那二十米是二十米的什么也没有，就是土，中间什么也没有，可是又有。

恩戈贝塞先生每天四点左右拿着夹板过来，一个地块一个地块地念名字，念到一个名字就等一等，你应了他就往下走，你不应他就做个记号，谁也不知道被做了记号的人会怎么样，所以四点钟人们都待在自己的地块上不动，那二十分钟里，整个片区像个星期天。

地面到现在还看得出来，这就是事先没人告诉你的事：五月里履带压出了车辙，车辙就在那儿，两个手掌那么宽，笔直地穿过原先房子所在的地方，你把柱子打进车辙里，下面硬上面软，就打歪了，于是你往前挪半米，那还是在先前的车辙里。

而那块铁皮一直在堆顶上，压在我的号码上，好的一面朝天，片区的各个方向都看得见那一块在发亮，路过的人先看那儿，再看我，谁也没问我什么。

钉子我按长短分开，装在三个剖成两半的罐头盒里，每次找一根就全都倒出来，扎内莱说这是白费工夫，我不答话，实情是这确实是白费工夫。

有一天下午，恩戈贝塞先生当着所有人说了，没有提高声音，说他什么也决定不了，说法官写的是名字，不是一个营地，说要是各人想搭什么就搭什么，想搭哪儿就搭哪儿，一个月后这里的人比先前还多，那么下一个法官看的就是营地，不是名字，就判他们赢。然后他说，他是为我们说的。他说得对，而这件事也是事先没人告诉你的。

钢锯在阿莫斯那儿，往下两个地块。我没说做什么就跟他借，他没问就给了我，因为一个人来借钢锯又不说做什么，那就是说他自己已经明白了。我把铁皮架在两条木马上，拿了卷尺，量了一遍，又量了一遍，因为头一遍我总量错，然后用钉子尖在正中间划了个记号，我划记号的时候，恩戈贝塞先生已经走到老菲索的地块，正按他的念法念名字，先念姓，再念名。

我把锯子搭在那道线上。我拉了下去。

起先铁皮不肯，会跳，锯齿往旁边滑，发出一种还算不上声响的声音，然后才吃进去。吃进去以后声音就变了，变成那种四面八方都听得见的东西，那不是干活的声音，那是一样东西被存心弄坏的声音，而四点钟的片区里没有别的声音，因为四点钟谁也不动。恩戈贝塞先生停下来不念了。然后他从停住的那个名字重新念起，是菲索，念了两遍。我一直拉到底，把铁皮翻过来，再拉，最后它像面包那样裂成两半。

两个半块铁皮做不成两个屋顶，只做成两个矮屋顶，那是另一回事，底下站不直，进出都得弯腰，这个头一天就学会了，往后也就不想了。扎内莱把她的东西搬了进来，褥子、大袋子、锅和桶，全都靠在铁皮低下去的那一侧，坐下来，什么也没说，我也没说，我们就低着头待在那儿。

我们刚弄完，恩戈贝塞先生就路过，停下来，先看我的屋顶，再看她的，然后看那道切口，切口看得出来，因为钢锯的切口从来不会直，我的比谁的都不直，他把夹板搁在小臂上写了几笔，他也什么都没说，就往下一个地块去了。

他写了什么我不知道，我没问他，扎内莱也没问他。

傍晚我出去看做成了什么样子，从外面看得见两个矮屋顶挨在一起，每个上头都有一个鼓包，就是人踩上去也压不平的那个，现在一边一个，高低一样，远远看去像是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