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五月二十三日傍晚六点坐大巴到沁源。在家属中心，一名穿灰色制服的官员问她的名字。她说了。问丈夫的名字。她说了。他替她写在纸上。给她看那张表。表上说，到五月二十三日有九名失踪。九人中的一个是她丈夫。表上说，矿工工会正在协助搜救。表上说，救援仍在进行。他给她指一排橙色塑料椅子。他说她可以坐在那里。他说会给她端茶。茶用塑料杯端来。茶是凉的。她两手捧着。那排椅子上方有一块牌子。牌子上方还有一块牌子。第二块牌子上方，挂在墙上，有一张地图。

地图是地下三百米矿层的剖面。地图用黑铅笔画成，主要巷道涂成红色。地图是矿层官方图纸的副本。妻子从二十三日看到二十五日早上。她从地图前经过四十次。她听见大厅里其他家属的声音。家属中的一个，一个乡下打扮的老人，一再说地图对不上。他的声音总是那样。二十四日晚上他用敬语跟地图说话。他说地图是党的谎言。没人让他闭嘴。二十五日早上，一名穿橙色工作服的救援技术员进大厅来，证实了。他说地图对不上。他说十一号巷道——就是据信失踪的一伙人躲进去的那条——不在图上标的地方。他说他们正在另外三个点开挖。妻子听着。她手里是一杯刚给她端回来的凉茶。老人转向技术员。老人什么也不说。技术员出去了。妻子放下杯子。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地图前。

二十六日早上七点一刻，第二名官员拿着另一张表来。表有两页。表请求授权对妻子采集DNA以作比对。表请求授权对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妻子坐大巴带来的——采集DNA。表上说，DNA的采集将用于辨认可能找到的遗体。表上说，DNA的采集是自愿基础上的同意。表上说，签字不意味着认领。妻子看着表。她看见日期。她看见同意编号。她看见自己在别处为别的事已经签过的两个签名。她感到手里那支橙色塑料笔。男孩坐在她左边。女孩坐在她右边。他们三天没对她说过话。他们看着表。他们看不懂表，因为它是用公文式的中文写的。她看得懂。她签字。她用不抖的手签字。

官员拿走表。对她说谢谢。叫她等半个钟头做采集。给她拿来装塑料棉签的信封。信封里有三根棉签。一根是她的。一根是男孩的。一根是女孩的。叫她把棉签打开。她把棉签打开。叫她把棉签在脸颊内壁上擦二十秒。她擦。擦二十秒。把棉签放回信封。她给男孩做同样的事。她给女孩做同样的事。她把信封交给官员。官员在标签上写。官员写编号。官员写三个名字。官员走了。妻子回到橙色椅子上。地图还在牌子上方。地图没变。妻子知道地图对不上。妻子为一个可能在十一号巷道找到的男人签了DNA同意，而那巷道不在图上标的地方。妻子为一个可能在一条谁也不知道在哪儿的巷道里的男人签了DNA同意。妻子签了DNA同意。坐在左边的男孩，把手搭在妻子的手上。坐在右边的女孩，把手搭在妻子的另一只手上。妻子既不动右手也不动左手。大厅里有人咳嗽。老人不再说地图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