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早上六点，安帕罗·贝纳维德斯在塔卢德脚下支起摊子。摊子是一张木桌，上面盖着一块布，布后面有两排橡胶靴和一箱头盔。

规矩很简单。上去的人报尺码。安帕罗取来一双，放在桌上，收下押金，在本子上写一行：时间，尺码，名字，肯报就写。下来的人交还靴子，取回押金，扣掉租金。靴子要是带着口子回来，口子另算。

那一排的尽头，朝向公路的那一头，有一双新的，是名牌，鞋底是黄的，标签还挂在靴筒上。租金要两天的钱。三个月里没有人要过它。安帕罗每天早上把它和别的一起拿出来，每天晚上再收回去。

六点的橡胶是凉的。别人看天，安帕罗摸橡胶，就知道几点了。

塔卢德是下午塌的。在场的人说那不是一种声音。他们说有一秒钟声音没有了，就是说压缩机、人声和水沟里的水一起停住，轰响是后来才到的，那时已经结束了。

不是爆炸。是那面墙整个下来，只有一块，压在下面干活的地方。

先上去的是贝雷达的人。他们带着家里的铁锹，用手挖，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波利卡尔帕的消防队四十分钟以后才到，帕斯托的过了两个小时，埃尔坦博的将近七点。三支消防队，三个不同的时间，同一条路。

纳里尼奥的DAGRD晚上给出第一份统计：十三人死亡，七人受伤。一个小时后伤者是十七人。没有人更正第一个数字，何况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不过是两个时刻由两个不同的人算了两遍。

十三人里有同一家的四个人，是基利亚辛加人，一起上去的，就像轮到自家的班时人们一起上去那样。

桌上，湿橡胶和翻倒的头盔之间，一部电话响了整整一晚。铃声是一首欢快的歌，那种开玩笑才设的。没有人接。有人问还有没有咖啡。另一个人说发电机太费，照这个速度到十一点就没油了。

安帕罗留在桌子后面。她看那两排靴子。她看那一排里空出来的位置，空出来的比本子上写下的行还多，等到他们开始把靴子从塔卢德上搬下来，成双的，落单的，一声不响地放在她面前的布上，空出来的还是比写下的行多。

七点二十分发电机启动，她身后那排靴子又看得见了。从埃尔坦博来的队长把头盔夹在腋下。他问那天下午上去了多少人。

安帕罗看本子。本子摊开在星期三那一页，上面写了二十二行，第二十三行开了头没写完，因为两点送水车来了，她站了起来。

“二十四。”她说。

“二十四是租出去的双数？”

“二十四是人。”

队长写下来。然后他停住，笔不动了，抬起眼睛，那一刻两个人都明白，本子上写着的数字是另一个数字。

“您确定。”

“我确定。”

她没有解释那两个小伙子。她没有说他们三点上去，没有付钱，穿的是下面那排的靴子，戴的是修过一次的头盔，她给了他们，因为其中一个说下来再付。她只说二十四，队长让她对着无线电再说一遍时，她又说了一遍。

七点四十分，两个班被调到上面的作业面。

上面的作业面挖了一整夜。社区的人举着灯。帕斯托的消防队四十分钟一轮，因为地还在动。

星期四天亮的时候队长来到桌前，说他们完了。他没有说是怎么完的。他把帕斯托一个办事处的号码写在一块硬纸板上留给她，那块硬纸板是一只手套盒的盖子。

安帕罗等他走了。然后开始收拾。

她从堆里把一双双拿出来，鞋底朝着自己，摆在桌上，一个尺码一个尺码，从三十六到四十三。她数了空出来的位置。她把尺码重新排好。她出声说，就像四十年来每天早上说的那样：“鞋底朝我，鞋尖朝外，这样才看得见号码。”

然后她看着那一排，又重排了一遍。鞋底朝我，鞋尖朝外，这样才看得见号码。

那一排的尽头，朝向公路的那一头，是那双新的，靴筒上印着牌子，标签还挂着。安帕罗把它挪开十厘米。然后又放回原处。鞋底朝我，鞋尖朝外，这样才看得见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