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走进客厅,家具上已经盖好了Safiya昨晚动身去Shubra之前铺上的床单,白色床单带红色边缘,那是母亲一九九二年在Attaba的市场上买来的,我看着被盖住的桌子,想起母亲曾在同一个位置星期天早上给我倒黑茶,我看着被盖住的沙发,想起父亲坐在那张沙发上读《Al-Ahram》,那张沙发当时是瓶绿色的丝绒,如今变成了一种我从没弄明白的深色布料,我想着星期一八点推土机就要来,我必须快点收拾完。

今天是四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我对自己说着,好像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星期一八点推土机就到,我必须在星期天晚上之前弄完。星期二这座房子就会变成一堆砖头,里面关着我童年的回声,再也没有人能听见。我六十四岁,出生在这座房子里,Galaa二十四号,三楼,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父亲在三年之前,五九年,从一个移居加拿大的亚美尼亚商人手里买下了这套公寓;价格是三百埃及镑,父亲花了七年才付清。二〇〇三年他去世时,留给我这座房子,还有一块Tissot怀表,如今就在客厅桌上的鞋盒里。

鞋盒。鞋盒是纸板的,原本装着我九十五年在Zamalek买的一双四十二码Bata皮鞋。里面我放了五件东西。父亲的表,带铜链的Tissot,从二〇一五年起就走不动了。Alphonse Daudet的《Tartarin de Tarascon》,Flammarion版,一九三二年,父亲用法语读过,我三次拿起都没读完。《Les Misérables》第一卷,同一版本。《L'Étranger》,七八年的袖珍版。还有我和Safiya的结婚照,九一年六月十日,中间是Safiya,穿着她姐姐给她缝的白色婚纱,两边的亲戚今天我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五件东西。盒子几乎满了。还能再放一件,或许两件。在Shubra我们租下的公寓有三十二平方米,在一栋没有电梯的楼的七层;我们谈了三个月,房租是每月八千镑,是市政府为Galaa二十四付给我们的一半,每平方米两千四百镑,一共一百十六平方米。这笔账连小孩子都看得明白。Safiya说:Mohamed,别带太多旧东西,没地方放。我说好的,Safiya。

我走进厨房。打开吊柜,看见父亲的工具箱,绿色的铁皮箱子,盖子已经合不拢,从六十年代起父亲就一直放在冰箱上。我把它拿下来。找到那把一字螺丝刀,红色木柄,我还记得它在父亲手里的样子。我回到大门前。

门把是黄铜的,六三年父亲让人装上的,因为原来那只在入住那天就脱落了,父亲找来小区里的一位工匠,选了黄铜而不是铁,因为黄铜不会生锈。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拧过一个门把;双手不知道该怎么动。我把螺丝刀插进槽里。螺丝已经锈住了,第二次就把头拧花了。于是我拿起厨房的刀,一把Safiya切面包用的钢刀,在门把和门之间撬。第四次尝试之后门把松了,一阵小小的震动留在我的手腕上。

我把它攥在右手里。凉的,比我想象的轻一半。门上现在留着一个方形的洞,原本是螺丝和圆柱体的位置。我不看那个洞。我看门把。

我回到客厅。打开盒子。五件东西。我看着《Tartarin》。这本我从没读完的书。把它从盒子里拿出来。放在地板上。把门把放在它原来的位置。关上盒子。

我站了一分钟,看着地板上的那本书。然后把它捡起来。我下楼,右胳膊夹着盒子,左胳膊夹着《Tartarin》。四层楼。一楼门洞里堆着邻居们留给回收人员的东西:纸,破布,歪了的锅。我把《Tartarin》放在纸堆上面。看它一秒钟。然后走上街。

Ramses大街,车站,开往Shubra的火车。我挨着车窗坐下,盒子放在膝上。火车开动。我望着窗外。我想:《Tartarin》是一本我从来没有读完的书,而父亲从来不知道,我永远不会读完《Tartarin》。

盒子现在更沉了。那只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