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民Maximiliano Quiñones的peñero，二〇一七年在Pampatar由Eulogio Marcano的船坞下水，是按照Margarita的细木匠们从十六世纪登陆的加那利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图式建造的，也就是说龙骨略呈凸形，船首相对于吃水线抬高十二度，内部两根横梁用红树而不用雪松：一种地方的变体，一种木头的方言，它让peñero能够驶进珊瑚浅滩而不擦到底。Eulogio死于二十二年，在刨一块guayacán的时候中风倒下，船坞被他那些住在Bogotá、不知拿它怎么办的儿子们关掉了。因此Maximiliano自己并不知道，他拥有的是按旧法建造的最后几艘peñero之一，而他心不在焉地爱惜着它，就像人爱惜一件将比自己活得更久的东西。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日那个星期四，下午四点二十二分，他正在清理甲板上凝结的盐，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在左舷划出皱纹的水线，想到peñero说到底是一种有耐心的生物。它并不是。有一根裂开的横梁已经该换了七个月。Maximiliano知道这件事。

渔民四十四岁，二十三年起丧妻，只有一个女儿Doris，住在Margarita的La Asunción区Calle Las Vegas十五号一栋水泥和黄色小砖砌成的房子里。房子属于他母亲，母亲二十二年在Caracas死于不甚清楚的情形，Doris睡在原本属于祖母的那间房，一张单人床上铺着芥末色的床罩。那天下午Doris在Porlamar，她在一个叫Iván Bermúdez的人的药房里当店员。Doris每周挣一百八十bolívares，按那个六月的汇率大约折合十六美元；Maximiliano在打鱼好的一周里能带回家四十二。这个差别，后面就会看到，并非无关紧要。

自二〇一八年石油部门的崩溃被公开宣告、货币逐步贬值以来，Margarita岛上的手工渔业已经变成一种维生而非市场的活计：据Caracas的INE在二十四年公布、此后再未更新的数据，Nueva Esparta沿海家庭的百分之八十三直接或间接依赖夜间渔网里进来的东西。夜渔是捕石斑鱼苗、褐石斑、帆鲭的渔；满月是一头有利的野兽，因为它照亮水面而不会晃花鱼群的眼。六月十八日的月亮是Maximiliano数着上一次满月以来的日子算出来的，那天晚上应当有百分之七十二，够用了。Maximiliano本打算二十一点十五分出海，用那台十六马力的Yamaha发动机，前一年他自己用一根来自哥伦比亚的曲轴把它翻修过，曲轴是从Maracaibo一个卖零件的贩子那里买的，那人给了他一个朋友价，因为他认识Doris的父亲。

二十一点九分，他正把船首缆从码头上解开的时候，Maximiliano听见了那个声音。不是MQ-Nine无人机的声音，八个月来他已经学会分辨那种声音：这是另一台发动机的声音，更低，更均匀，一种几乎无声的嗡响。他想到Casto Salazar的快艇，那个钟点他正从石斑鱼的渔场回来。但那不是Casto。Maximiliano抬起眼睛，看见第一道光，一颗从东北方来、移动得太快的星。他想：无人机。随即他又想：我什么也没带。他想：我是一个渔民，手工捕捞许可证号零-零-五-四-二，由渔业人民权力部签发，有效期到三十年十二月。他想：这不够。

根据美国南方司令部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六日公布的统计，Operation Southern Spear到那一天为止已在加勒比弧上，包括委内瑞拉近海的国际水域，击中六十三艘船，造成二百一十人确认死亡。按官方通报，被击中的船只中没有一艘被认定为渔船；全部被指认为贩毒的运载工具，或者按六月七日起采用的说法，可疑的运载工具。在公海上，在百分之七十二的月光下，渔船与可疑运载工具之间的区别取决于三件事：目标的速度、船上人数、热像仪能否看见货物。Maximiliano一个人，六节航速，三张拖网整齐地叠在船尾。那些网，在热成像的数据里，可能看起来像一个个麻袋。

Maximiliano熄了发动机。他拉回船首缆，重新系在码头上。他慢慢往岸上走，因为天上那颗星还在移动，也因为他不想显得像个奔跑的人。二十一点十四分他在Casto小卖部前面的水泥矮墙上坐下，点了一支烟，看着那颗星朝东南方远去，朝Rey浅滩的水域去，此刻那里大概另有一个渔民，口袋里揣着另一张许可证，已经以六节的速度行在天空底下。两分钟后，他听见有什么东西从很高的地方落下来、终结在水面上的声音。六秒钟后，他听见一声沉闷的巨响。他看见地平线上方一道橙色的光，大约持续了半秒，随后消失。Casto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一边从小卖部出来，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又回去了。Maximiliano把烟在矮墙上按灭，回了家。Doris正在煮米饭。他没有对她说第二天别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