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按下按钮，女人的声音从录音机里传出。低沉的声音，带着奥里亚语没有的长元音，奥里亚语不送气的送气辅音，和语言学家在该地区听过的任何语言都不一样的节奏。女人坐在家门口的走廊上，双手放在膝上，双腿交叉，背靠泥墙，墙的颜色是泥巴在太阳下干了多年后的颜色。录音机里传出一个句子。女人听了那个句子。那是她自己的声音。语言学家两小时前录的，当时女人在发现录音机开着之前说了三个戈鲁姆语的词。三个词。四天来所有人都回答不之后，语言学家在这个村子里收集到的第一批戈鲁姆语词。女人看着录音机。没有看语言学家。看着走廊地上的黑盒子，黑盒子发出她的声音，她的声音说着她说过的话，而她现在否认说过。女人的嘴是闭着的。眼睛以看一个不该存在的东西的注意力看着录音机。

语言学家下午四点走了。女人留在走廊上。录音机不在了，语言学家把它放进了包里，但录音机曾经在的地方还在，一个略微干净些的地板长方形，灰尘没有沉积的地方。女人看着那个长方形。隔壁的孩子们在院子里玩，他们的声音是奥里亚语的，奥里亚语的孩子声音填满了两小时前女人的戈鲁姆语声音从录音机里出来的那个空间。孙女从屋里出来问了奶奶什么。用奥里亚语问的。女人用奥里亚语回答。孙女十一岁，不知道奶奶说另一种语言，也不会知道，因为奶奶不会告诉她，村里的其他女人也不会告诉她，戈鲁姆语将留在否认它的人的嘴里，直到否认它的人不再存在。

语言学家周一来到村里。带着一个包、一台录音机、一份翻译成奥里亚语的知情同意书和一份十一个名字的清单。名字是村长指出的戈鲁姆语使用者。五十岁以上的十一个人。据村长说，他们知道一种三十岁以下没人说、五十岁以下没人承认说的语言。语言学家敲了十一扇门。每扇门都问了同样的问题：您说戈鲁姆语吗？每扇门的回答都一样：不。不是用奥里亚语说的。不是礼貌的。不是用正确的语言给出的正确答案，那种管用的语言，打开地区办公室、学校、医院、市场的门的语言。戈鲁姆语不打开任何门。戈鲁姆语是老人的语言，老人的语言是一个已不存在的地方的语言，米用不同的声音命名、雨用不同的声音命名、明天用奥里亚语没有的声音命名的地方，那个声音也许包含着奥里亚语不包含的意义。语言学家等了。谈了天气、收成、孩子。等了四天等着有人说一个词。第三天，名单上的女人说了三个词。不假思索地说的，就像不思考时用说的那种语言说话，决定说的语言下面的那种语言。三个词是一棵树的名字、下雨这个动词和说明天的词。录音机是开着的。语言学家不是那时开的：已经开了一个小时了，因为语言学家整天开着录音机，希望捕捉到未经许可出来的词。

晚上女人和邻居坐在房前。邻居同龄，有着一辈子耕种土地、被太阳耕种了一辈子的女人的同一张脸。她们用奥里亚语交谈。说米和雨和邻居去贝拉姆普尔工作的儿子。某一刻邻居说了一个词。那个词不是奥里亚语。女人认出了它。女人用另一个词回应。两个词是戈鲁姆语。两人都没有说出来。谈话像两个词从未被说过一样继续用奥里亚语进行。但两个词被说了，夜晚的空气把它们带走，带过院子，带过屋顶，带过那座小山，女人知道那棵树的戈鲁姆语名字却不说的那座小山上长着的那棵树。没有录音机录下它们。没有档案会保存它们。柏林没有服务器会给它们一个目录号。两个词将只存在于两个女人的记忆中，存在于夜晚中，存在于空气中，存在于两个女人、夜晚、空气剩余的时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