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扫14号房间已经九年了，每天夜里都打扫，而且总是按同样的顺序，先是门口的地板，然后是床周围的地板，然后是卫生间，然后是窗台，顺序很重要，因为顺序是让我保持清醒的东西，让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不用去想，不想的时候干活更好，干活更好的时候时间就过去了，时间过去了天就亮了，天亮了我就可以回家了。那双鞋是蓝色的，电光蓝，白色橡胶底，三年前女儿送给我的，她说«医院里需要开心的鞋子»，我穿上就再没脱下来过，每个星期天在浴缸里用马赛皂洗一次，晎在阳台上，星期一就干了。工作服口袋里装着一支口红，砖红色的口红，我在上班时从来不用，但每次换衣服都要确认它在不在那里，隔着布料用手指摸一下，摸到了就没事，摸不到就会莫名地焦躁，那种焦躁很蠢、很不成比例，好像口红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而不只是一支口红。（它确实是了不起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确实是。）推车停在走廊里，清洁用品按我的方式排列，洗涤剂在左边，抹布在中间，黑色垃圾袋在右边，轮子发出的声音我很熟悉，那是属于我的声音，有同事不小心推动推车的时候我在远处就能听出来，因为轮子的声音不一样，我知道不是我在推。

夜班从晚上十点开始，早上六点结束，从十点到六点之间世界就是一条走廊，日光灯、编了号的门、睡着的病人的寂静、永远不睡的机器的声响。那天夜里值班护士长是费雷蒂，一个干瘦的女人，灰色短发，话很少，说话的时候句句到位。«玛尔塔，14号来了新病人，注意导尿管»她路过时跟我说了一句，我点点头推着推车走了，轮子发出它的声音，我走了。我儿子每天晚上十一点给我发一条语音，每天晚上，我在14号和15号之间的走廊里听，手机贴着耳朵，音量调得很低，他说一些平常的话，«妈妈狗把一只鞋吃了»还有«妈妈晚安»，他的声音把夜晚分成了两半，听完消息之后干活就轻松些了。那天夜里休息室的电视开着，没有人看，我进去倒水，看到了画面，一家医院被炸了，在一个我说不出名字的地方，女记者说七名医务人员遇难，走廊跟这里一模一样，同样的日光灯、同样编了号的门、同样的地板，我端着杯子站在那里看了一分钟然后出来了，杯子里的水在颤抖因为手在颤抖，我为颤抖的手感到羞耻因为那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那些门一模一样，那些灯一模一样，那地板一模一样。

我走进14号。病人睡着，呼吸均匀，被单盖到胸口，导尿管在床的右侧。我把推车推进去，轮子发出声音，病人没有醒。我从门口的地板开始，跟往常一样，湿抹布在亚麻地板上，从右往左长长地擦过去。然后是床周围的地板。然后是卫生间。卫生间里有一把椅子，一把浅蓝色塑料椅子，不该出现在那里，是有人从走廊搬进来的，椅子卡在洗手池和墙之间，挡住了角落没法擦。我可以挪开椅子。但挪椅子会发出声音，声音会吵醒病人，病人醒了会抱怨，抱怨会传到费雷蒂那里，费雷蒂会记下来。或者我不动椅子，绕着擦，角落就脏着，反正没人看得到。我没动椅子。绕着擦了。角落脏着。卫生间收拾完了，我回到房间，出门之前在窗边停了下来。我从来没在14号的窗边停下过。九年了，从来没有从那扁窗户往外看过。（我从来没在那扁窗前停下过。九年了，从来没往外看过。）外面是停车场，停着的车，一盏亮着的路灯，路灯后面是心内科的墙，墙后面是天空，黑的，没有星星。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我站在那里。站了十秒钟，也许十五秒，手里拿着抹布，蓝色的鞋踩在亚麻地板上，身后是推车，清洁用品排列整齐，我望着外面，外面什么也没有，我还是在望。

六点零四分下班。我把推车推回储物间，用品排好，换上新的黑色垃圾袋。在更衣室换衣服，脱下蓝色的鞋放进储物柜，挂工作服之前摸了一下口袋里的口红，在的，手指摸到了。从后门出去，穿过停车场，上了车。车很冷，座椅潮湿，挡风玻璃上全是水雾。我拿起手机听儿子的语音，十一点那条还没听的，因为十一点的时候我在14号和15号之间的走廊里，休息室的电视正在播那家被炸的医院，我没有听。«妈妈，今天狗偷了一只袜子叼到床底下去了，我够不到。晚安。»消息放完之后我对着手机说了声晚安。大声说的，在冰冷的车里，挡风玻璃起着雾，身后的医院亮着灯。14号房间是干净的。卫生间的角落不干净，卫生间的角落是脏的，明天夜里我会擦干净。推车在储物间。蓝色的鞋在储物柜里。口红在口袋里。儿子睡着了。狗叼着袜子睡在床底下。我发动车子，打开车灯，停车场变成了黄色，我开走了，后视镜里的医院亮着灯，所有的灯都亮着，14号房间是其中一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