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舍在院子的尽头,鸡舍的屋顶从厨房的窗子看得见,而厨房的窗子就在我面前,洗东西的时候,削皮的时候,所以那个屋顶我看了五十年,五十年里它是鸡舍的屋顶,别的什么也不是。
是四块板,灰色的,上面的凹处有苔,下面有他在院子里用手锯锯开的横木,我记得水泥地上的木屑,记得那是八月,记得柠檬还小。
他在都灵的铸造厂做工,后来又回到南边,开了卡车,卡车从巴里往上运那些制品,剩下的板他有时候就自己拿回来,那时候都是这样做的,院子里鸡舍上有四块,柴棚上有两块。
这里是波坦察省,波坦察省里家家都有鸡舍,没有人问过那些板是从哪里来的,也没有人叫它们本来的名字,大家叫它们板。
那天早上七点,我从储物间把运输的笼子搬下来,搬到院子里,穿上了长袜,因为在家里我连八月也穿长袜,而多纳托说过那天他不来。
判决是六月的,我十月才知道,我等了十年,十年里我什么都留着,卷宗和信和化验的报告和他们寄来的两张纸,两张纸说的是同一句话,那句话是材料不足。
第一张是二〇一六年的,那时候他还活着,纸到的时候他在厨房里。
第二张是二〇一九年的。
而他是二〇一八年死的,所以那张纸是在向他要他再也给不出的材料,那张纸我和别的一起留在卷宗里,律师说那是所有纸里最要紧的一张。
判决里说铸造厂从五十八年到六十九年,又说后来的卡车,说鉴定人认定超过限值的接触有十六年七个月,从五十八年到七十四年,这里面铸造厂和卡车是算在一起的,这一点我是后来才明白的,律师在电话里读给我听的时候,我记得我用肩膀夹着听筒,手里在削皮,他读得慢,每一行末尾都停一下,读到某处他说十六,我说十六什么,他说年。
加上欠付的钱,钱是够的,报价单我从二〇二二年就有了,是三个人一辆小货车一个上午,这笔钱第一件能买的东西就是那个屋顶。
多纳托知道,八年来多纳托一直叫我别去动它,他不说贵,他从来没说过贵。
他说那个鸡舍是他用自己那双手,花了三个星期天盖起来的,我要是把它拆了,那三个星期天就什么都不剩。
然后他说的是对的话,也是公司的人说的话,石棉不动、完整的时候,比动过的害处小,碰它,它就飞。
它会飞,这个我知道。
孙子们在那个院子里玩,在下面玩,他们在那里玩的时候我从厨房的窗子看着他们,看着他们待在屋顶下面,从上面看那只是灰色,别的什么也不是。
多纳托从大门进来,我手里抓着那只灰的,它是最后出来的那一只,三年来也是我最后抓的那一只,我两只手按住它的翅膀下面,抓鸡就是这样抓的,他在院子中间停住,什么也没说,我也什么也没说,就在那一刻,上面那个角,朝马路的那个角,掉下来一块。
它没有玻璃的声音。是一声干响,接着是第二声更小的,因为它弹了一下。
多纳托看了看水泥地,又看了看我,我手里还抓着那只灰的,并不是他说得没道理,八年来他一直说我要是碰它就会把它弄碎,说它只要不动就不害人,而那天早上没有人碰过它。
我打开笼子的门,把那只灰的放进去,扣上了搭扣。
那个笼子的搭扣是弹簧的,要扣上得用两根手指和一个拇指。笼子是七点从储物间搬下来的。
“妈,”多纳托说。
“明天七点,”我说。
他站在原来的地方没动,我去拿扫帚,高粱做的那把,和簸箕一起放在后门后面,我回来扫了水泥地,那块有半个手掌大,上面还带着苔,因为苔长在凹处,在凹处长了五十年。
我没有把它扔掉。
我拿了装蛋壳的袋子,挂在后门把手上的那只塑料袋,里面的蛋壳我后来会捏碎了撒在柠檬的土里,从来不撒在番茄的土里,我把袋子打开,把那块放进去,那块落到蛋壳中间,发出那个声音。
我又把袋子挂回了把手上。
鸡在笼子里,笼子在院子中间,多纳托站在大门旁边。
我在裙子前面擦了擦手。
事实:波坦察法院认定中皮瘤属于职业病,这名死者于二〇一八年去世,他曾是菲亚特铸造厂的工人,后来是运送石棉制品的司机。此前以材料不足为由驳回申请的INAIL,被判向寡妇支付抚恤金。(La Freccia Web,02026年10月8日。)
世界:巴拿马发生七点七级地震,托诺西的一家旅馆倒塌,佩诺诺梅的主教座堂受损,随后有一百四十七次余震(CNN,Euronews)。在提格雷的谢拉罗,一架无人机袭击流离失所者的营地,至少八人死亡,没有人说这架无人机属于谁(Addis Standard)。在土耳其,警方拘留二十三名LGBTI权利的捍卫者,其中有记者图巴·特克雷克(Amnesty International)。
变体:5。
Reticello · Pneum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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