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五日的早晨，苏海勒在天亮之前就已经起身，并不是因为还有什么要往外搬，床垫、被子、盘子和衣服两天前就已经堆在他妻兄的敞棚下面了，而是因为他想在他们来的时候由自己去开门，"门我来开"，他前一晚这样说，仿佛开门是一种保持对进门这件事的主人身份的方式。这房子他用九年的傍晚和星期五盖起来，一层砌块接着一层（砌块是他下班后在黑暗里从小货车上卸下来的，妻子给他把院子的灯留着，从窗口数着来回的趟数），而现在它整个装进了那张用胶带贴在门框上的拆除令里。屋顶上只剩下水箱，白色的，装了三分之一，是二儿子出生那年装上去的；街的尽头，停在吉普车后面的黄色铲车开着发动机等着，柴油的烟在不动的空气里笔直上升。

妻子最后在空掉的房间里走了一圈，不是为了检查有没有留下什么，因为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是为了拍下男孩们房间门框上的铅笔痕迹，那道从七十厘米开始、到一米六十二结束的身高的阶梯，而铅笔在照片里看不出来，她就把拇指放在旁边，给出尺寸，重新拍了一张；随后，因为拇指挡住了最早的日期，她又拍了一张。没有人叫她快一点。

法德尔这时已经上去了。他没有请求许可，或者说他用自己的方式请求过：他大声地不对着任何人说，一只新水箱要四百谢克尔，从今晚起他家里十二个人只能共用一只水箱，这不是一个意见，而是一笔账，而法德尔的账总是算得对的，哪怕它们来在没有人想听的时刻；他把梯子靠在东墙上，把活动扳手别在腰带上爬上去，开始在卡箍上干活，像在工地上干活那样，带着一个不愿去想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只想它产出什么的人的省俭。

街的尽头传来履带的声音，先是低沉的，随后进到房子里面，那是库尔纳特·达阿马斯的邻居们如今已经熟到能分辨行驶挡和作业挡的声音；他们在矮墙上坐下来，抓着孩子的手腕，看着屋顶，屋顶上现在有两个男人和一只水箱，其中一个，就是把这房子盖起来的那个，还空着手站在检修口旁边。

苏海勒最后一个从横档梯上去，就是他自己每年秋天用来在雨季前查看防水卷材的那把梯子，而现在，在屋顶上，他没有走向水箱，而是走向法德尔，法德尔已经俯身在固定卡箍上，活动扳手咬紧了第一颗螺栓，他把一只手覆在他的手上，没有拉，像人们制止一件并没有错的事那样，"并没有错"，他对自己说，"只是不是我的"，他就这样待着，直到妻兄明白过来，蹲坐在脚跟上。随后苏海勒做了一件不是那个早晨摆在他面前的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也就是说，他既没有把满着的水箱留给铲车，也没有把它拆下来交给小货车：他打开了下面的排水阀，那是他自己用两圈麻丝和绿色油膏装上的，把水流对准了那条通向菜地的夯土沟渠，菜地里有妻子的西红柿和为大儿子种下的无花果树。水开始沿着沟渠往下跑；矮墙上的邻居们也听见了这声音，都不说话了。

水箱不到半个小时就空了，因为里面的水本来就少，也许只有三分之一，当最后一缕水停止敲打沟渠时，苏海勒用两根手指把阀门关上，出于习惯，仿佛这只水箱还要再用似的，然后最后一个下了梯子，在法德尔之后，法德尔没有再碰那些螺栓，把活动扳手插在腰带上，像一件没有用上的工具。街上，一家人已经站在士兵用胳膊指出的那条线后面，苏海勒从那里看着铲车爬上斜坡，占好位置，从东墙开始，就是有梯子的那面墙，它第一个塌下来，连着那一块屋顶，水箱空着，在那里发出了与其余一切都不同的声音；一个短促的、铁皮的声音，在场的人谁也说不出它像什么，因为它不像任何破碎的东西。傍晚，在法德尔家的菜地里，沟渠的土还是黑的。

房子不在了。水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