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睡在那间小屋里，小屋朝着天井，午后的光线从那里漫进来——多年来，维杰丹学会了量度那光，就像量度病人的呼吸，不是盯着看，而是待在隔壁的房间，凭借整座房子的静来判断呼吸是否还在；此刻房子正以那种对的方式静着。厨房里的碗柜有扇门关不上，在维杰丹出生之前就这样了，父亲说过要修，说了一次又一次，没有人修过，于是细尘从缝隙钻进去，落在所有不再使用的东西上；这间屋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还像从前那样被使用。收音机放在一块太高的搁板上，维杰丹每天早上都要踩上一把凳子才能打开它，因为收音机是也门进入这间屋子的方式，而十一年来，进入这间屋子的也门是一个播音员用同一副嗓音念出的名单——活着的人的名字与另一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因为收音机在念的时候不知道，哪个名字是哪种名字。

那天早上，收音机说，安曼，经过十四周谈判，各方已就释放一千六百名被拘押者签署协议，这是十一年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换；不久之后，不是从收音机，而是从一个堂兄那里——他来到门槛上，压低声音说话，怕吵醒母亲——消息传来：萨利赫的名字，也许，在名单上。也许，因为名单尚未得到证实，因为这十一年里名单曾一次次地胀大又缩小，维杰丹看着母亲三次以一个名字在唇边起身，又三次重新坐下；她知道，以那种在另一个人身上学来的事才有的精确，一个落在来日无多之人身上的希望有多重。母亲来日无多。医生没有用那些话说，他说了别的话，但维杰丹把那些话译过了，像她译所有事情一样，译成了能做的和不能做的。

萨利赫二十二岁时在一个检查站被带走，原因是家人始终无法说清的；而这——无法说清原因这件事——多年来是最难的，比没有音讯还难，因为没有原因，就连那句解释一场横祸的话也无从拼出。母亲，那个为他摆碗筷的人，是唯一从来没有问过原因的人，仿佛摆碗筷本身就是她的那句话，那句不需要原因的话：对抗所有名单、对抗所有收音机，那个位子始终留在桌边。三年里她继续念他的名字，一边放下盘子；后来她不再念名字，却从未停止放盘子。维杰丹，十一年来的翻译，家里的翻译，那个接过医生、收音机、堂兄们、邻居们的话，把每一句话都化约为一个可以做到的动作的人——她知道，那天晚上，那只盘子要回到桌上，有且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让它既不成为一个谎，也不成为一道伤：悄悄回去，没有任何声音宣告它，像一个留给母亲的问题。

有人敲门。维杰丹开了门，门槛上站着邻居，她的脸是那种带着一件美好的东西、急着把它放下的人的脸，她说出了萨利赫的名字，说她在下午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说着便要往里走，因为这样的消息要带进屋子里，要放到母亲手里。维杰丹站在门槛上，没有移开。她说母亲在休息，说她待会儿过去，说谢谢；她用那种在这间屋子里关门而不砰然作响的平静声音说，邻居停住了，退回去了。维杰丹关上门。然后走到碗柜前，打开那扇关不上的门，取出萨利赫的盘子——它在那个位置放了十一年，边沿上落着一圈灰。

她摆了三副碗筷。放了母亲的盘子，放了自己的，放了萨利赫的；用一块抹布擦去第三只盘子边沿的灰，那细细的一圈，一个动作就擦净了，瓷面露出来，是维杰丹多年未见的样子。她没有去叫醒母亲。她什么也不会说——不会说名字在上面，因为没有得到证实；也不会说名字不在上面，因为也许在。她会让母亲自己起身，走进厨房，看见桌子，数一数盘子，然后开口问；那时候，这个问题就是母亲的了，而母亲在得到答案之前，将拥有她的那些日子。

小屋的门仍旧关着。桌上，三只盘子摆在那里，第三只盘子的边沿再没有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