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子是一升半那种,在车站买的水的瓶子,标签脱了一半,卷了起来,两年来我都在泉边把它灌满,然后带着走,带去圣路易斯四次了,我把它夹在后座的两只脚之间,因为放在座位上会倒。
那天我儿子开车,我坐在后面,从家到会场的路要半个钟头,其中二十分钟是土路,有灰尘,车窗关着也进来,落在手上,我在裙子上擦手,又擦一次。
我一直在念那些名字。
我念得很轻,念给自己听,像一件事说出口之前先过一遍,每一次我儿子就把收音机调高一格,不是出于坏心:因为我说得轻,他分不清我是不是在跟他说话。
我母亲只跟我说过一次,是走着说的,那就是说这些名字的方式。
两年前圣路易斯的法官判我们有理,纸上写着他们在那里面给出的采矿权不作数,它装在一个信封里送到家,那个信封我们六个人在厨房里打开,我儿子那天给所有人买了啤酒。
十一月四日,另一张纸来了,上面写着政府,经济部那些人,提出了异议,写着现在由一个三个人的法庭来决定,写着在这期间采矿权仍旧写在原来的地方。
那天我儿子什么也没买。
那天在车里,他算了一笔账,一趟路加上汽油和路和吃饭是两千比索,他说律师说可以要求和解,说和解保住走路的那一部分,山丘和渡口那一部分,把剩下的放掉。
他把剩下的说了三遍。
第一遍他说得很轻,第二遍像在说对方已经知道的事,第三遍他是在门口对着会场说的,那不是他该说话的位置,可是没人对他说什么,因为需要的时候是他开小货车把人送过去。
他说的剩下的,是长着牧豆树和白石头的平地,那里我三十年没去过了,这是真的,他这么说是对的,这件事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
可是我母亲去那里,她为了水去那里,水在那里,水在四个地方,四个地方各有一个名字,律师的图上没有那些地方,因为那里是一个多边形,多边形里面是采矿权的编号,关于水什么也没写。
会场上是十一个人,第六项是散会之前最后一项,我看了门上方老师的钟,指着四点十分,外面我儿子把发动机留着没关,因为六点他要送一个人去梅斯基蒂克。
进门之前,在门口,钥匙在手里,他跟我说过,我要是开口,律师就由我去打电话,路上的事也由我自己管。
于是我站了起来,不是很快,因为我快站起来右腿撑不住,大家都知道,没人说什么,我张开手扶住桌沿,等埃斯特万的儿子把第六项读完,那只有一行,写着:和解的提议,我又等了一会儿,等是我最会做的事。
然后我没有说不。
我说了Tatei Matinieri,我说出来的样子像在说一个就在屋里的人的名字,又说了渡口以西那块平石头底下的水的名字,然后是洗蜡烛的那个水潭的名字,然后是另一个,小的那个,冬天有铁味夏天没有的那个,我一个接一个地说,看着桌子不看脸,名字和名字之间我什么也没放,没有解释,也没有那种用来填空的词。
说完以后我说,那些有名字,有名字的东西不是剩下的。
我儿子在门口叫了一声母亲,我听见钥匙从他的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我没有回头。
然后我拿起瓶子,打开它,瓶盖两年来都关不紧,半圈就下来了,我从埃斯特万的儿子开始,因为他最近,我给他面前的杯子倒了两指深,他没说谢谢,也什么都没说,只把杯子朝自己拉过来一厘米。
然后我绕着桌子走,给利布拉达倒,给她丈夫倒,给做记录的姑娘倒,我倒的时候她停下了笔,给老师倒,给图阿普里耶来的两个人倒,给老埃斯特万倒,他把手盖在杯口上又拿开,给水委员会的人倒,最后一个,最年轻的,站在窗边,我把剩下的都倒给他,那不到两指深。
一杯和一杯之间没有人说话,只听见瓶口碰到杯沿,同一个声音,十一次。
我把空瓶子放在桌子中间。
外面发动机熄了。
这时我感觉到左脚鞋里的硬币,出门的时候它们就在里面,一整天我都没感觉到,走到岔路口要四十分钟。
事实:圣路易斯波托西的一位地区法官撤销了维里库塔——维查里卡人的领地——的数个采矿权。十一月四日,联邦经济部对该判决提出异议,在合议法庭作出决定之前,采矿权仍旧写在原来的地方。(La Jornada,02026年11月4日。)
世界:在加沙,一场风暴在十二小时内淹了七万顶流离失所者的帐篷,民防把警戒提到最高级;在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洪水造成两人死亡,其中一个是孩子(The National)。在莫桑比克的德尔加杜角,国际移民组织统计出九月底以来有七千多人逃离家园(AIM)。在缅甸,一次空袭击中了罗考镇一所收容流离失所家庭的学校(UNICEF)。
变体:5。
Reticello · Pneum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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