椅子是天亮前搬出去的，靠在门右边的墙上，椅子是给那些进来又不买东西的人坐的。进来又不买东西的人几乎是全村，因为铺子开在公路边上，而公路边上这个钟点，人就站着看有没有什么车上来。开门的人是卡里姆·达德，雷顺的店主，住在奇特拉尔山谷上头，电力委员会的代表。委员会派他去过省城，从省城回来时带着他带去的那只包，那只包从他回来那天起就放在门边，一次也没打开过。背带有七夜的折痕，一直在同一处，这个钟点扣子摸上去是凉的。省城那边回了他什么话，没有人从他嘴里知道；谁问他，他就说案卷在办理中，说办事员记下了，说他们让他再去一趟；一件一件都是真的。他打两次招呼，来的时候一次，对方转身要走的时候一次，凡是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这么讲。村里说他这个人，善于求得接见。求得接见，是委员会在省城唯一的行当。

那一个星期，铺子开门关门都跟着上委员会屋子去的人走，屋子在上头两百步，靠扎伊特那一边。从扎伊特，从库拉格，他们走路来，来得早，因为静坐通知的是九点，因为树枝已经砍好了。树枝靠在屋子的墙上，还是青的，照着路面的宽窄砍的，那宽窄是委员会里最年轻的人前一天用绳子量的。绳子把别的事也定下了，别的事就是：封路每天两小时，到二十四号为止，过了二十四号就不止两小时。二十四号，是委员会当着所有人用喇叭说出来的，用喇叭说出来的日子，就是不合适的那天也得守。头一个不合适的，是拿着电费单来的人。有个从水渠下来的人拿来一张，放在柜台上，说还是一个单位十五卢比，跟大水把电站冲走时一样的十五卢比，现在电站修好了，转起来了，四点二兆瓦，电费单还是从前那一张。修好的电站，谁都从公路上看得见。他说话的时候又进来一个人，用脚把包挪开好过去，包发出装满了的东西才有的那种闷响。

委员会屋子的门前，最年轻的那个人背靠着木门站着，锯子还在手上。木门后头就是喇叭，要到喇叭那儿，没有别的路。卡里姆·达德照着自己的钟点来了，打了招呼，年轻人没让开。代表前一晚讲的，他一句也没有反驳；他说放他进去之前要一个数目，这个数目就是七天里省城给他开过几道门。数目是一件封住的东西，五十八年里卡里姆·达德一件也没有封住过：谁问他一样东西会不会到，他就答在看着呢，然后自己去弄来，再卖出去，卖的比买的便宜。那天早上委员会没有开会。天亮的通告，内容谁也没有定过，拿锯子的年轻人站在那儿等一句话，跟外头的人一样，不是来把话带给他的。外头的人已经站起来了，树枝靠在墙上。卡里姆·达德看了看树枝，又看了看门边的包。然后他从年轻人身边走过去，进了屋，把拇指按在按钮上，等了他向来要等的那点工夫。他说：“案卷在省城，今天路照开。”句句都是真的。案卷在省城，在一间没有给他号码的办公室里；路那天开着，是因为他刚刚说了路开着。外头有人把这句话重复给没听见的人，从那以后，人家问他从省城带回了什么，回答就是案卷。

九点，静坐做了，该多久就多久，两小时。这两小时里人坐在路肩上，树枝就在原处，没有人挪走，也没有人横过来放。横着是没有横过，快到中午的时候过去一辆去奇特拉尔的皮卡，装着货，货上头坐着两个人；它过得去，是因为路开着。路开着，铺子就跟随便哪一天一样做生意。随便哪一天，下午过半的时候，进来一个女人，拿着当月的电费单，放在柜台上，问还值不值得去交；卡里姆·达德又跟她说了一遍，案卷在省城，路照开，她就交了。她之后进来的是那个年轻人，锯子留在家里了。他没有生气。他要这句话写下来，因为要往省城送，而省城那边，说过的话是不算数的。卡里姆·达德拿过账本，翻到干净的一面，写下案卷在省城，路开着。手比嘴慢。年轻人看了，说这样行，把那页撕下来，走了。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卡里姆·达德把包拿过来，在地上打开；包里出来的是他自己的东西，两件衬衫，一把剃刀，再没有别的。再没有别的可以拿出来了，账本上，撕走的那页下面还留着的一页，手按得够重，留下了一行凸起的字：案卷在省城，路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