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四十五分，沙赫娜兹步行爬上三层楼，因为电梯被洗衣房的推车占着，也因为她本来就不坐电梯，上楼时她的手也扶在扶手上，这是她丈夫生前称作老太婆做派的那份谨慎；布袋里装着天亮时为儿媳做的帕拉塔，儿媳两天前生了孩子，在医院里不吃东西，饼用前一天的报纸包着，因为报纸比锡纸保温更久，而且不会一下子把热全还回来。脚上穿着专为那层地面在集市上买的塑料拖鞋，第一次来探望时她在放射科的走廊里滑倒过，爬起来时向地面道了歉。

保安坐在一把横放在病区入口前的白色塑料椅上。沙赫娜兹向他打招呼，像向一个还会再见到的办事员打招呼那样，用那种什么也不要求、却为请求铺好路的半个点头，他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于是有那么一刻，他们是清晨六点四十六分在医院走廊里彼此认出的两个人。隔着婴儿室的玻璃，可以看见两排小床，每张床的标签都系在孩子的脚踝上，不是系在床栏上，因为床栏会挪动而脚踝不会，这是一位年轻护士前天讲给她听的，像讲一件家里的讲究。

然后空气变了。

起初不是烟，也不是声音，声音是后来才有的，一种低沉的声音，像什么东西从天花板上脱落；是气味，那些走廊里一向是同一种柠檬消毒水的气味，在某一刻，没有预兆地变甜了，一种不对的甜，加热塑料的甜；沙赫娜兹三十年里为九口人做饭，懂得气味，在声音传来之前就转向了玻璃。玻璃后面已经看不见第二排小床：看得见第一排，第一排后面是一种停住的灰色，悬在上面，正在往下落。

她用眼睛找那位年轻护士，脚踝系标签的那一位，只有她有病区的钥匙，可是没有找到，因为护士下到楼下去签一份文件，据打发她去的人说，那用不了四分钟。门上是带菱形铁网的夹丝玻璃，夹丝玻璃后面是门把手，而从外面，门把手压不下去。

沙赫娜兹向前迈了一步，对保安说有烟，她用告知的声音说的，保安探身去看，然后说他们已经打过电话了。沙赫娜兹又迈了一步，说烟在里面，不在外面。保安说他们已经打过电话了。

于是保安从塑料椅上站起来，把前臂横在她胸骨的高度，带着拦住一位亲戚而不是拦住一个贼的那种小心，说了唯一的一句话，那既不是规定也不是解释，而是他自己的话，就是说去年，在另一家他没有说出名字的医院，有人抱走过一个；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望过她，望向走廊尽头，那里的烟此刻悬在上面。沙赫娜兹嘴里已经备好了她说了五十二年的那句话，以请求开头、以道歉结尾的那句话（在阿布帕拉药房排队时，在户籍窗口，在夜里把收音机开得很响的邻居门前，十一年里她敲过三次，三次都以打扰的套话开头），那句话整个地到了嘴边却没有出来，不是因为她决定不说，也不是因为烟夺走了她的气，而是因为右手里的布袋此刻沉得像一件不相干的东西，像是为另一个早晨放在那里的。

于是她把它放下了。放在地上，放在油毡上，不是放在窗台上，然后用空出来的那只手拨开了保安的前臂。

她没有推。她拨开了。

她出来时是七点十分，怀里抱着一个不是她儿媳的儿子的孩子，这个分别在楼梯井之前就已经清楚了，因为她儿媳的儿子脚踝上系的是绿色标签，而这一个是浅蓝色的；这样的事并不会让谁停下来，在一条正在灌满的走廊里没有人停下来，可是从那以后沙赫娜兹是带着两份留意而不是一份在走，第一份给她抵在左肩上的浅蓝色的孩子，第二份给空气，空气在二楼还是柠檬消毒水，到三楼就不再是了。

她回来时保安为她扶着门，叫她走吧，说现在由他们来管，他是用在走廊里给一位女士提供信息的那种声音说的。那是七点十二分。

在广场上，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从她怀里接过浅蓝色的孩子，对她说了谢谢，没有人问她叫什么名字，也没有人问她是谁的亲属，没有人问她早上七点为什么在三楼，也没有人向她道歉，而道歉正是她懂得开口去求的那件事。楼上，玻璃前的油毡上，布袋还在她放下的地方，包着的报纸被里面的热气自己撑开了。帕拉塔就在那里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