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后来向法新社讲述说，当地板朝着错误的方向移动时，她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件事，既不是1900年的那场地震——父亲曾像讲一个童话那样对她讲起过它——也不是1967年她自己六岁时亲身感受过的那一场，而是姐姐那张床摆放的方式：那床是1988年在马图林买下的，用一辆卡车运到加拉加斯，途中因过热不得不停下三次，被垂直地摆在窗户旁边，因为阿伊达说她想听见窗台上的麻雀，而加拉加斯的麻雀跟马图林的不一样，它们更迅捷、更神经质，一次只挑一处檐口落脚，若某个街区连着两个星期日头晒得太厉害，它们便弃之而去；而六年前，当阿伊达因一次摔倒——那一跤把她的右髋在两处折断——被迫卧床时，床便这样被挪到了南墙旁，因为她说，她那打过针后已变成另一副嗓子的声音说，至少早晨她能听见有人到来；可如今到来的却是一样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一股在土地里奔涌的水，卡门明白过来，就在床头柜上那杯水朝着边缘移动却没有洒出的时候，姐姐是无法行走的，那床脚的小轮子理论上或许能一直滑到门口，而隔壁那扇门，自1991年起，就因为一些与地震毫不相干的理由被选作全家最安全的门——那是通向一条没有煤气管道经过的走廊的门——而这个巧合，一份为别的恐惧而积攒起来的知识如今竟对这一次显出用处，给了她一种或许只持续了半秒的感觉：她正处在宇宙中一个精确的点上，从那里出发一切都有了意义，随后第二次震动开始了，卡门便不再身处那个点上。

阿伊达从床上说：走开，卡门，走开。

这句话来得很奇怪，因为阿伊达并没有提高嗓音，而屋子里其余的一切都在提高：卡门房间里的衣橱像马蜂窝一样嗡嗡作响，厨房的玻璃像鸟一样撞击着窗框，那杯水，此刻正落下，客厅里还有什么东西和杯子一同落下，却带着更沉的一声闷响，也许是一个书架，就是卡门那位2019年去世的丈夫，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周假期里造起来的那种，他在拉亚瓜拉的木料仓库里一块一块地挑选搁板，因为他说，他不想要那些现成的搁板，那种搁板放上两年便会翘曲。阿伊达又说了一遍：走开。

卡门没有走开。她松开床上第一只小轮子的刹车，再松开第二只，然后站在床边，肩膀顶着床头板，开始朝门口推。三米。在她看来却像一条河的河底。阿伊达一边被卡门推着一边说：那些麻雀呢？卡门回答：麻雀早先就飞走了。她这么说是因为那是真的——她再也听不见它们了——但也因为她曾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也许是2003年在一条领面包的队伍里发到手的一份Funvisis（委内瑞拉地震研究基金会）的小册子，也许是她医生的一本谈论人体行为的小书，读到过动物会更早感觉到震动、人应当信赖它们。卡门从来没有信赖过麻雀。此刻她信赖，是因为阿伊达求了她，也因为这比说别的更容易。

床穿过了门。卡门让阿伊达的头最后通过，因为门口的框太低了。在隔壁那间通向没有煤气管道的走廊的房间里，卡门在床边席地而坐，用手扶住左边那只小轮子，扶着它时，她想起了阿伊达那位1994年去世的丈夫曾教她怎样装自行车的轮子。他是个机械工，说医院病床的轮子做得不好，说它们太窄，什么都撑不住。他说得对。此刻，就在卡门扶住它时，其中一只小轮子在震颤，仿佛想要脱落。卡门扶得更紧了。阿伊达闭上眼睛说：等一等，卡门便等着。

第二次震动结束时，阿伊达还活着。卡门没有立刻起身。她仍旧席地坐着，手按在小轮子上，开始数那些睡在加拉加斯城外、再过几个钟头就会得知消息的外孙们。他们有五个，分住在三座不同的城市。第一个打来电话的会是卢斯·玛丽亚，她在巴伦西亚当接线员。卡门数着那通电话要花上多少分钟，数着数着，她意识到灯还亮着，配电盘撑住了，阿伊达的床头灯在墙上投下一道她在这个房间里从未见过的影子，这个自1991年起便是全家最安全的房间。那影子像某样卡门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她觉得，它像小时候母亲送她去睡前为她梳头的那种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