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盔在架子上，第三排，二十二号挂钩。

法拉伊把它取下来。胶带的角翘起来了。总是在夜里这样，灯房潮。他用拇指从上往下抹过去，抹两遍。胶带又粘住了。他这样做了四年。

是包装用的胶带，棕色的，市场上论小卷卖的那种。盖住面罩上方三指长的一条。下面是压在塑料里的一个号码。号码不是他的。

五点半灯房前的队已经很长。交牌子。领矿灯。用拴着绳的笔在簿子上签字。笔不好写，人人先甩一甩。

外面天还黑，还冷，因为格万达九月的早上冷，到了十一点又喘不上气。

第四层现在换了新罐笼。下得更稳。不再有从前那种响声。

二〇二二年，恩科萨纳·恩库贝死在第四层。他三十九岁。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有科林鲍恩路上的房子。

法拉伊和他同一个班。

当天晚上他们签了表。三行。问时间，问层数，问在用设备的编号。别的不问。法拉伊写了时间，写了层数，写了编号，在打叉的地方签了字，工头把纸折成三折，塞进胸前的口袋。那天晚上法拉伊回到家，和妻子吃了萨扎，什么也没说，因为表上问的，没有一样是他没写的。

在家里，法拉伊一进门，妻子就把头盔放在厨房的窗台上，因为屋里矿上的灰会粘到窗帘上。四年来她都把它放在那里，面罩朝墙。四年来她都绕着头盔擦窗台，不挪动它。她从来没问过他，面罩上面为什么有包装胶带。

星期六，女人们在格万达的市场上卖东西。

坦迪薇·西班达有个花生摊，在棚子底下，从右数第四个。她按杯卖。她有个蓝搪瓷杯子，杯口磕掉了一块。

恩库贝的三个孩子在科林鲍恩上学。最大的那个，衬衫的领子是翻过面的。

四年来法拉伊在另一个人那里买。他在门口那个女人那里买，她卖得贵，炒得也浅。

妻子问过他两次为什么。第一次他说门口的新鲜些。第二次他什么也没说，把水提进了屋。

现在都说官司还要打下去。灯房里这么说，小巴上这么说，新来的小伙子也这么说，他表哥在贾卡兰达街律师事务所做事。都说法官说了不算晚。都说现在需要有人出来讲话。

公司要求把事情了结，理由是已经过了四年，四年里这是唯一的理由。现在这个理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贾卡兰达街事务所墙上贴的一张纸，上面写着开庭的日子，日子下面写着要审实体。

头盔重九百克。在额头上，一出汗，胶带总是从同一个角上掉下来。

八月二十一日，恩戈尼·姆兰加在队伍前点名。

姆兰加念得快，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在的人举手。

念到法拉伊的名字，他停住了。他从簿子上抬起眼睛。他说："莫约，二十二年那份报告，你也签了字。"

然后他从下一个名字接着念。他用刚才一样的声音念完另外十一个名字，像念随便哪一行一样，队伍里没有人回头，队伍往前走，法拉伊领了矿灯，用拴着绳的笔签了字，也和所有人一样甩了甩笔。

今天早上，胶带的角翘起来了。

法拉伊不用拇指去抹。

他用指甲抠住。他拉。

胶带整张揭下来，带着一声短响，下面露出压在塑料里的号码，是恩库贝的号码，槽里是白的，干净的，因为胶带底下从来没进过灰。

法拉伊把胶带在拳头里揉成一团。他把头盔夹在腋下。他走出灯房，没走去竖井的那条路。他走了去大门的那条。

在大门口，看门的看了看头盔。看了看他。什么也没说。他翻开缺件登记簿，一个绿塑料皮的本子，写了点什么，他写的时候，法拉伊已经出去了。

去格万达的小巴，坐满了才走。

他第一个上车，坐在靠窗的位子，中间那排。他两手把头盔抱在膝上，直到车坐满，车坐满了，他把头盔放在旁边的座位上，好让人不坐那里。他把一只手按在上面。

去格万达的路，过了桥就有坑。

头盔放在座位上，面罩朝上。每过一个坑，它挪动一点。光从车窗进来，落在号码的槽里，看得很清楚，然后看不清了，然后又看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