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油路上的第二天比第一天难熬。第一天有怒气。第二天有太阳。今天早上我把女儿连同昨天的米一起送到邻居家，邻居什么也没问，牵起孩子的手，把脸转向别处，那是她做好人的方式。我丈夫从昨天起就在码头找一天的活。我们两个总得有一个留在厂子这边。留下的是我，这厂子在我手里已经十一年。八点钟，纳吞巴扎路已经烫脚，我们撑着伞一排坐着，我的伞是黑的，太阳底下打黑伞是笨事，可我只有这一把。身后停住的卡车按着喇叭。前面是 Fortune 的大门，用铁链锁着。两个月。两个月的鞋面，缝好，数清，交出去，工资袋一次也没来。前一天晚上我去杂货铺买米，拉希姆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把账本在柜台上转过来对着我，翻开我那一栏。那边也是两个月。拉希姆的账本和 Fortune 的工资册长得像，都是线和数字，只不过他的是手写的，而我在里面。

快到十点，公司的白色面包车来了。停在离封锁线十米的地方。下来的是发薪的职员，那个衬衫烫得平整的人，手里拿着工资册和一个鼓鼓的信封。他站在踏板上，大声说话。他说管理层想复工。他说只要今天有一半流水线回去，厂子就重开。他说上车的人当场拿一个月，现金，剩下的以后给，等生产重新开动。当场一个月。那句话之后来的静，我在马路中间从来没听过，里面有喇叭声，什么都有，可仍然是静，因为两百个脑袋同时在算同一笔账，米，房租，账本，学费，而每一个都用自己的数字在算。然后他开始照着工资册叫名字。按顺序，像发工资袋的时候一样，像工资袋还来的时候一样。从前叫名字是在星期四，在窗口，每个人拇指备好等着印泥来答应，那时候也有队，也有热，可那是星期四的队，是手里拿着工资袋结束的队，是回家路上买米的队。今天是同一个声音，同一本册子，另一条队。他叫法蒂玛。法蒂玛低着头上了车，没有人出声。他叫杰丝敏。杰丝敏直着眼上了车，我后面有个人往地上啐了一口，很轻，不做戏。车间主任和我们一起坐在地上，他也两个月没有工资袋。他没有抬头。我的手自己在纱丽的边上做起活来，折一下压住，折一下压住，那是流水线开着、不许多想的时候做鞋面的手法，手知道，人不知道。

然后他念了我的名字。谢法莉·贝古姆。他念了两遍，因为第一遍我没有动。我站起来。腿被柏油路麻得发木。我没有看鲁帕，把伞递给她。我走到面包车前。十米。两百个人看着你的背，这十米是一条长路，比回家的路长，比鞋面永远做不完的夜班长。职员打开信封。里面是钱，真的，数好的。一个月。我看着钱。我看着工资册上名字旁边那条等着签字的线。我看着踏板，很低，很方便，一步就上去。然后我坐下了。就在那里，在踏板前面，坐在地上，背靠着发烫的铁皮。职员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见。铁皮隔着布烫过来，我没有动。鲁帕后来跟我说，从后面看，好像那辆车是我停的，我坐得那么自在。从后面看不出我在抖。这样也好，看不出来。

面包车带走了两个人。两百个里的两个。它慢慢倒车，因为我们到处都是，经过我面前的时候，我看见莫里翁在车窗那里，谁也不看。我不怪她。她母亲病着，医生不像杂货铺老板那样往账本上记。傍晚我从拉希姆的铺子前经过。我没有进去。他站在门口，看见了我，回到里面，我从街上看见他把账本摊在柜台上。他在我那一栏下面划了一道短线，写上日期。一个星期。他就是这样告诉我的，用那道线，没有说话。到家时女儿已经睡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然后我在黑暗里坐到台阶上，手自己动了起来。纱丽的边，在拇指和食指之间。折，压住，下一个。折，压住，下一个。明天还要回到柏油路上。折，压住，下一个。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