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小酒馆先是我父亲的,后来才是我的,自我还是孩子起,它就一直立在波尔托·耶尔梅诺的卵石滩上。冬天,海水几乎漫到门口;夏天,人群纷至沓来。那台大冰柜,井式的那种,白色的盖子掀开时像口棺材,是我出生那年父亲买的。里面存放着整个季节:给孩子们的冰激凌、章鱼、羊鱼、沙丁鱼,还有面包——因为面包师傅不会送到这么高的地方来,所以我把面包冻起来。那台冰柜不是电器,它就是冬天,因为靠着八月里存下的东西,我们才能从十一月吃到三月。这我知道,斯塔夫罗斯也知道。

二日下午,火从山上下来了。起初,松树后面只是一道橙色的线,后来它不再是一道线,而是一堵墙,风把它往海岸推,空气变黄,灰烬落进外面桌上的杯子里,我像个傻瓜一样把杯子搬进屋里,那些杯子,而村庄正在燃烧。

沙滩上渐渐挤满了人。先是十个,然后一百个,后来我数不过来了,人们提着包步行下来,老人坐在塑料椅子上,还有孩子,他们都在等船,因为船会从海上来接他们,道路被大火切断,只剩下海路,船一趟趟来,装满,又开走,与此同时人们在灰烬下等待,消防员从山上下来,脸黑黑的,伸着舌头,法国人、罗马尼亚人、年轻人,他们不会说我们的语言,眼睛都是红的。

还有另一件事,我从来不说,可那天我想到了:夏天酒馆里挤满了点单、付钱、离开、看都不看你一眼的人,你端菜、收拾、微笑,到了季末你累得像条狗,孤零零的;可那天下午沙滩上却挤满了什么都不点、什么都不付的人,他们看着我,他们有所需要,这是不一样的事,这让人充实,在那个下午之前我并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

斯塔夫罗斯关上厨房门,看着我。「埃莱尼,」他说,「保险不赔食物,你知道规矩。如果村子烧了,我们就不会重新开张;如果不重新开张,那台冰柜就是我们剩下的唯一东西,你现在不能打开它,因为那是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啊。」他是对的。这才是关键。是他对,不是我。

我是那种把东西收拾得井井有条的人。桌布对折再对折,杯子按高矮排列,账目分毫不差,父亲总说我生来是收银员,不是酒馆老板娘,也许是真的。我这一生都在收纳、整理、上锁,冰柜的钥匙我一直放在围裙口袋里,二十年来从未离身。

后来沙滩上有个小女孩,因为炎热和恐惧在哭,哭声不大,是那种更让人难受的低声哭泣,她母亲拿着一张报纸给她扇风,报纸上落满了灰。

于是我从围裙里掏出钥匙。掀开冰柜白色的盖子,那个像棺材一样掀起的盖子,斯塔夫罗斯看着我,像在看一个疯了的人,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双臂垂在身侧。我把冰激凌拿出来,全部,整箱,走到沙滩上开始分发,先给孩子们,一个一个地,然后把章鱼扔到还热着的铁板上,用纸包好递给消防员,还有羊鱼、面包、冷水,所有的一切,那整个季节,十一月十二月一月,我在灰烬下的岸边一件件传递出去。

冰在融化。箱子在我手里渗着水、滴着水,水顺着我的手腕流下来,那时它只是水了,不再是冬天,是落在沙子上的水,沙子把它吸干。

斯塔夫罗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后来我再也没在门口看到他。我在沙滩上看见了他。他怀里抱着那箱沙丁鱼,那只沉重的箱子,我一个人搬不动的箱子,他把它抱向消防员那边,他什么也没对我说,我也什么都没对他说,我们就这样一起,在沉默中,用双手,把冬天送了出去。

现在冰柜空了。它关着。我拔掉了插头,因为让它空转只会发出噪音。我让它开着,盖子掀起,好让它不沾上密闭的气味,每天早晨我经过那里,都会把一只手伸进去,伸到底部,那里的金属自己还是凉的,我把手留在那儿片刻,留在空冰柜冰凉的底部,然后把手抽出来,去煮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