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所里的行军床排成四列，每列的立柱上都用记号笔写着号码，号码是我写的，不是谁让我写的，而是因为第二天起谁都找不到自己的东西了，这个人的东西跑到那个人的床底下去，于是我从入口的桌子上拿了记号笔，写上号码，从那天起人们就说十四号的太太、三十一号的小伙子，不再说名字了。

用水的轮次是我管的。那不是职务，是我自己开始做的一件事，后来也没人愿意替我做，早上我从一列列床铺之间走过去，说轮到谁了，对前一天洗过的人就说明天轮到你，那人便等着，大家都等着，因为你等，又看见别人也在等，等待就成了一件可以做的事。

收容所里有两户巴斯蒂达斯家。我家，和二十二号那家。

去富埃尔特蒂乌纳是一大早用大巴拉去的，大巴是窗上带帘子的那种，帘子拉着，有人问能不能拉开，司机说最好别拉，没人再坚持。

院区里面有一片很大的场地，白色塑料椅子排成行，椅子前面是一个矮台，台上摆着桌子，桌子后面立着旗，台的右边是三副三脚架上的摄像机，还有一个戴耳机的人，开拍的时候就举起手。

台上报了一个数字。说那天是一百五十一，总共是五百二十八，五百二十八说了两遍，头一遍轻，第二遍响，人们两遍都鼓了掌。

五百二十八到底相当于多少，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待的那个收容所里行军床是一百零四张，知道工业区的收容所比我们的大，也知道这三个月里我听人报过很多收容所的名字。

桌子前的队是按姓氏排的。我站在中间，包挎在胳膊上，我前面一位太太把鞋脱了，因为她已经站了一个小时，等我们快到跟前时又穿上。

桌子那里有个穿制服的姑娘，把信封递给一位办事员，办事员高声念姓氏，念到巴斯蒂达斯的时候我往前迈了一步，他把信封给我，眼睛越过我的肩膀看过去。

信封是褐色的那种，一个角有点折了，里面只有一张纸。纸上有姓氏，姓氏是我的，姓氏下面是户号，户号不是我的。

那一行我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我读它不是为了数，是为了看它会不会变，它没有变，于是我看那个穿制服的姑娘，她已经从筐里拿下一个信封了，我又看那位办事员，办事员没有看我。

他越过我的肩膀朝队伍看，高声念出下一个姓氏，一边念一边用手做了个动作，就是叫人往前走的那个动作，队伍就往前走了。

没有谁叫我让开。是队伍在动，而我在队伍中间。

我把信封合上，放进包里，压在钱包下面，又把钱包放回上面，然后从错的那一边迈出队伍，就是说不是往台子那边——领到的人都往那边去——而是往出口那边。

场地外面是太阳，大巴等在那里，发动机开着，有个司机靠着车门抽烟，问我是不是办完了，我说办完了。

房子在瓜雷纳斯，两间屋，一扇铁门，锁是新的，锁要转两圈，第二圈会发出一声干脆的响，街上都听得见。

第一夜我让厨房的灯亮着。不是害怕，是为了看天花板。收容所里天花板是一块篷布，夜里篷布会动，这里什么都不动。

收容所我再没回去过。听说我的行军床当天就撤了，写号码的立柱也拆了，因为现在只剩三列，号码对不上了。

还听说用水的轮次现在没人管了，人们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隔一阵子有人发火，过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二十二号那家人的事，我再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