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坎德邦博卡罗劳工事务所的4号窗口十点半开门,而拉梅什·马赫托七点就到了,并不是怕排队(那个时辰的队伍只有四个人,其中三个坐在雨棚阴影下的矮墙上;其中一个人,拎着一只和他一模一样的黄色塑料袋的男人,问拉梅什这手续是给死人办的还是只给活人办的,拉梅什回答说他不知道,说那应该是头一件要问的事),而是因为他少年时就学会了:先到的人,不必向任何人开口。
袋子里有六份材料,按他打算取出的顺序放好,最后一份,因为那是唯一真正算数的,是九十四年的考勤表:一页两只手那么宽的簿子,格线是印的,竖栏是手画的;右边那一栏里,一个挨着一个,是希夫纳特·马赫托的拇指印,重复了六个月,每个工作日一枚,用的是当年的墨,比如今的要黑。
他父亲死在三月,两年前,死在一间电扇还转着的屋子里;而他,四十七岁,十五岁起就扛麻袋,到现在还没学会在衙门里说出自己的名字而不先说出父亲的名字。
法院的命令贴在门口,纸边已经被潮气卷起,上面用两种语言写着:五家如今已解散的国营企业的散工和工人中的“权利人”,每人可得“一拉克”,只此一次,欠款另计利息:公积金缴款按年单利百分之十二,薪金、工资及“其他应付款项”按百分之六。
那五家企业在纸上只写了首字母,拉梅什认得其中一家,或者说认得其中一家的大门,而那大门已经没有了:原地从二零一二年起是一个建材堆场,一条狗拴在一只轮胎上。
窗口前没有人说得出另外四家的全名;办事员遇人来问,就把手掌向上一翻(一个指楼上的手势),意思是这消息不归他管。
办事员有一只装在支杆座上的放大镜,是从前看邮票用的那种,他对谁都用它,用法一样,耐心也一样:那是这间事务所唯一的奢侈。
十一点十分走到柜台前的黄袋子男人,办事员对他讲了拉梅什还在队伍里时听见的那番话,就是说:一桩手续可以关上,也可以打开;指印对得上,手续就关上,关上就是付钱;指印对不上,手续就关不上,就打开,打开就是卷宗送去核验;核验,他说,要多久就多久,这期间卷宗上会写着一个词,日后有人会读到。
黄袋子男人问是哪个词,办事员没有从正要合上的簿子上抬眼,说那要看是谁写的,看他有多少时间写。
然后他看了看门上方的钟,对队伍说窗口要关门休息了,同一瞬间,用空着的那只手,把拉梅什刚放到他面前的九十四年的那一页翻了过去。
于是拉梅什做了他排队时已经决定不做的事,就是说,本该指“继承人”那一格,那才是对的一格,办事员已经替他填了一半,把表格转向他时带着想在休息前把一桩手续关上的那种好意;他却把食指按在了“申请人”那一格上,说做工的是他自己,从九十四年到二零零三年,九年,工上面写的名字是父亲的名字,因为头一天在大门口人家就是这么叫他做的,那年他十五岁,工头只问他会不会扛麻袋,没问他叫什么。
办事员什么也没说,打开了印泥盒,那只边缘锈了的白铁盖揭开时,响声在屋里一直传到长椅那边。
拉梅什把拇指按在绒垫上,按了该按的那么久,然后按进“申请人”那一格的白方框里,旁边是办事员用手背压开的那页旧纸,上面他父亲的指印重复了六个月,每个工作日一枚,一枚一枚都一样,也都比他的小。
办事员把放大镜移到那页纸上,再移到表格上,再移回那页纸上,并不是做戏:放大镜装在支杆座上,每一回都得挪动,而那个动作,对队伍里的任何人来说,就是作决定的动作。
他说对不上。
他拿起核验的印章,在另一只小些的印泥上蘸了蘸,落在卷宗右上角,那里留着给那些不关上的词的位置:“待核验”。
拉梅什把拇指在衬衫里面擦了擦,擦在反面,腰侧那个高度,二十年来他都是这样擦掉链条上的油的;可墨不是油,墨进了布的经纬里就留住了,他动手之前就知道。
然后他转向身后带着孩子的那个女人,叫她先办。
他在靠墙的铁长椅上坐下,坐在那一侧,装上去之后就没转过的吊扇在那里投下一片影子。
休息是四十分钟。他已经等了二十三年。
他留下了。
事实:印度最高法院责令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向五家原国营企业的散工和工人中的每一位权利人支付一拉克卢比,并对拖欠的工资和公积金计付利息(NewsKarnataka,02026年10月4日。)
世界:在哈尔科夫,俄军对一处住宅区的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三十六人受伤,其中有三名儿童(Al Jazeera)。在土耳其西部的索马区,救援人员又从塌陷的矿井中抬出三具遗体,被塌方困住的七名工人中死者增至五人(Al Arabiya)。在法希尔,快速支援部队的情报机构逮捕返回城中的人,并收紧出城的许可(Darfur24)。
变体:5。
Filigrana · Pneum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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