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店在拐角上,高架线的下面,首尔北边的一个街区,楼房的外墙上挂着绿色的网。
柜台是浅色的塑料贴面。后面靠右,是退货的架子:退回来的盒子,价格用记号笔重新写过,老板放在那里,不卖。
东奎二十六岁,在柜台上做了两年。价格他都记得,而且总是出声念出来,哪怕没有人问。
东奎把太阳能计算器朝着窗子放在收银台下面的板上。三点左右太阳转到对面楼房背后去的时候,计算器就灭了,他便在一本去年的挂历背面算账,那本挂历就是为这个放在那里的。
压力袜有四个尺码。合那个男人的尺码的要两万四千韩元。退货的架子上,小一号的,有一只一万二千的:封口开过,又用透明胶带封了回去。
男人十一点十分进来。他用小臂靠在柜台上,把重量压在一条腿上。两只鞋是同一双的,一只比另一只脏。
男人说腿不动有二十二天了。说石膏给他取了,现在让他走,可是没说走多少。
“那这袜子谁给我付钱。”
东奎解释压力。解释说织物是从下往上使劲的。说要早上穿,脚还没落地的时候穿,因为之后腿会肿,就穿不进去了。说尺寸是量小腿和脚踝,不是量长短。他解释得比男人问的多。
然后他做了个手势让男人把裤腿卷起来,隔着布用手指量小腿,张开拇指和食指,再把它们挪回盒子上。
里屋老板在跟供货的人打电话。他说退货不转卖。他说那些是他自己记账放在架子上的。他说收银台要是不平,不平也不是算在他头上。他说了两遍,一遍给供货的人,一遍给柜台。
男人看着那两个盒子。差价本来就是一倍。
“我上夜班的。”
东奎说上夜班更坏。腿是站着不动,站着不动血跟躺在床上是一样的。他用平常的声音说,说价格的那种声音。
架子上退回来的那只,袜口比他的尺码宽。没有人提这个。
男人把重量换到另一条腿上,又换回来。东奎说话的时候他换了四次。
他干活的工地离这里两站。七月拆下来的脚手架,八月又在同一栋楼的另一面搭起来,因为外墙长,脚手架不够整面。
外面一列高架的列车过去,橱窗的玻璃震动,一个钟头要这样十二次,有三四秒的工夫,药店里什么也听不见。
列车过去以后,东奎从架子上、从抽屉里把两个盒子拿出来,并排放在柜台上。
东奎用食指把两个盒子的边对齐。
然后他把合尺码的那个往前推,推到边上,推到男人那一侧。另一个留在原处。
“一万二千。”
男人看着自己面前的盒子,又看另一个上面的记号笔。他什么也不问。他拿出钱包,在柜台上数钞票,两张五千的,两张一千的。
东奎接过钱,拿在手里。他没有放进抽屉。他打了一万二千的小票,连盒子一起装进袋子。
里屋老板挂了电话,出声说出供货人的名字,像他每次有理的时候那样。
东奎把袋口折了两道,用拇指按住。柜台在那一刻是整齐的:退回来的盒子在它的位置上,小票打了,客人招呼了。还有一万二千韩元的差额,哪一栏里都没有它。
然后他打开抽屉,把男人的钞票放进去。
抽屉有四个格子,右边最里面有一个回形针。东奎用指甲把它拨开,又关上。
门铃响了,一个女人进来,手里拿着处方,大衣敞着,排在男人后面。
男人坐到等候的椅子上,在体重秤旁边。他把裤腿卷到膝盖。
这条腿比另一条白,小腿细了三四厘米。男人从脚尖把袜子套进去,往下展开到膝盖以下,再拉袜口的边。然后他站起来,把重量压上去,换一下,再压上去。
他出去了。从玻璃里看得见他用好的那条腿下台阶。
拿处方的女人付了钱走了。下午又进来四个客人。反正是一个安静的星期四。
九点半东奎把卷帘门拉下一半,数抽屉,停住了。然后他打开钱包,拿出一张一万的和一张两千的,放进大的那个格子。收银台平了。
退货的架子上,退回来的那只在它的位置上,一直都在那里,价格上有记号笔,袜口撑开了,像毛衣的领子。
东奎关掉橱窗的灯,留着柜台的灯,因为老板比他来得早。
事实:首尔行政法院认定一名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的工人的死亡为工伤:骨折使他不能动,不能动生出血栓,血栓生出一个月后要了他命的肺栓塞。(Asia Economy,02026年10月10日。)
世界:在热那亚,前伊尔瓦的工人占了省政府,到晚上,等专员把工厂十一月不关写成文字,他们才离开(Liguria Notizie)。在玻利维亚,取消柴油补贴的法令之后,警察在紧急状态下守着科恰班巴的街道(Rio Times)。在印度,最高法院下令邀请在俄军中死去的五十一人的家属申请赔偿:已有六家出面(LiveLaw)。
变体:5。
Cristallo · Pneuma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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