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工作外套一直叠着放在五斗柜最下层的抽屉里，压在那床沉重的被单下面——在贾巴利亚，从三月到十一月都用不着这样的被单，而她是故意盖上去的，不是为了藏起它，而是给它一个重量，让它安分地不动，因为一件叠着压在重物底下的东西，就是一件人已经决定不去看的东西；那些她不去看它的月份已经过去，那些她学会了那门没有人教的手艺的月份——那门手艺，就是用过去时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而声音不断裂：把这名字说给邻居听，说给打水队伍里的女人们听，说给从代尔巴拉赫来的表姐听，永远是同一种方式，用人们对不在场的人所用的那种腔调。那是一门手艺。她学得很好。

因为四周的这个家，早已在没有他的情况下重新拼合起来，就像活人的家在死者周围重新拼合起来那样：饭桌上的位置被撤去，不是靠一个动作，而是靠少摆一副碗筷这一缓慢的习惯；父亲从那把只剩一条腿的椅子上不再打听消息，因为当消息不再到来时，他已停止等待；两个在他之后出门、根本没有回来的兄弟；于是抽屉里的那个儿子，最先的那个，饥饿之夏的那个，在领面粉意味着要排在一件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底下时、和另一个一起去领面粉的那个，在这个家的账簿里，成了最不新近的一桩丧事，最安顿下来的一桩，石头已经在上面长出来的那一桩。外套的两肘上，还留着那个夏天的尘土。她不打开也知道。

那个夏天，她记得最清楚的是面粉，它成了人为之而死的东西，因为没有；而要得到它，就得在一处朝海敞开的地点排队，队伍本身就是危险；儿子和另一个一起去了那里，第二个，后来根本没有回来的那个，两人一大早出门，说去一个钟头，装满两个袋子的工夫；而那一个钟头拉长成了一天，一天拉长成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拉长成了那些月份——在那些月份里，这个家学会了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他们：先是第二个儿子，带着一种迅速而残忍的确定；然后是最先的那个，外套的那个，带着那种没有尸体可哭、于是对着一只抽屉哭的人的缓慢。父亲在那一周的逃亡中，被一件落下的东西压掉了一条腿，如今把它裹到膝盖，从他的椅子上，再也不叫这三个人中任何一个的名字。他不再数他的儿子，就像她不再为他们摆桌。

然后门口有人说了一个词，那是他现在时的名字。

而她，手里正拿着那件外套，因为恰恰在那一刻，出于那种无法解释、事后看来却像是命令的巧合之一，她打开抽屉去取一床被单，想把外套挪到更里面去，挪到人们决定冬天不再与之相干时东西所去的地方；于是当那个词从门槛传来时，她仍把那块布留在指间。她没有跑，这正是没有人能懂得那门手艺的人的地方——她没有跑，因为跑就等于在看见之前就相信，而她曾相信过、然后又把相信拆解过一次，第二次，手要的是证据。证据从门口进来了。它有一张更瘦削的脸，身上带着一个多活了一倍岁月的人的年纪，但它是证据。

于是她做了那件没有理由的事，那件在他血肉之躯、活生生地站在门槛上时毫无用处的事，也就是说，她没有迎上前去，而是走到门后的那颗钉子那里，那颗多年来他下班回家时挂外套的钉子，把外套重新挂了上去，从肩部把它撑开，挂好；因为把它挂到钉子上，而不是让它叠在抽屉里，是她所知道的、用来说出一件现在时的话语还没有勇气说出的事的唯一办法，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她重新把他算在活人当中，把他的东西重新放回人们使用的东西的循环里，并且接受——通过把一件外套挂到一颗钉子上——重新拥有可能再失去他一次的处境。

钉子撑住了。外套呈出空肩膀的形状，有一瞬间，对着门，出现了他的轮廓，挂在站立着的他的身旁，同一个人两次，儿子和他的形状。

他看着钉子上的外套，明白了，就像儿子不必别人开口就明白母亲那样，明白这是自一年前他走出面粉的队伍以来，别人为他做过的最大的事；他没有说谢谢，因为谢谢太小了；而她没有问他去过哪里，没有问他是谁扣住了他，没有问他那个从椅子上望着他、还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父亲，没有问他那两个兄弟——如今得由她替他用过去时说出他们名字的那两个兄弟。她用每一天的声音问他，就像人们向一个刚进门的人问世界上最简单的事那样：吃了吗？